1845年，江户城。
一座气势恢宏的日式宫殿中，微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美丽的樱花随之飘落。
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的人便是阿部正弘，幕府首席老中，在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之一。
年仅二十七岁便成为了首席老中，在江户幕府的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
只不过此时的阿部正弘却完全没有“少年志得”的意气风发，也没有心情听那悦耳的风铃声，樱花的飘落更是让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悲伤。
幕府内部都称阿部正弘为“瓢箪鲶”，可见人们对其期望之高。
传说中有一条巨大的鲶鱼背负着日本诸岛，它一动身子就会发生地震，因此惠比须神便用葫芦压住鲶鱼。
鲶除了有破坏毁灭之意，同时也有复兴改造之意，被称为“改造社会之鲶”。
而葫芦本身在出云就有无病息灾的意思，于是乎瓢箪鲶便有逢凶化吉、消灾解厄之意。
只不过身为首席老中的阿部正弘比谁都清楚，此时的幕府已经日薄西山，赋税徭役已经高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水平，但是依然无法还清欠下商人们的债务。
中央政府的虚弱导致整个日本都处在动荡之中，野心家不断通过对外走私贸易和进一步压榨领民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曾经将农民弄得半死不活，便是统治的秘诀。
然而此时农民已经活不下去，屡屡发生暴动，甚至有些低级武士和商人也加入了造反的行列。
而幕府只能不断向商人借钱来应付眼前的危机，此时很多大商人的实际地位已经远高于武士阶层。
阿部正弘所不知道的是造成这种怪圈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米的市场占有率与米价的同步下跌，即意味着幕藩领主所拥有的财富锐减。
当时日本的税收缴纳的主要是粟米，所以这就造成了大名们财政的普遍困难，同时也意味着家臣、武士禄米的实际价值下降。
俗话说仓禀实而知礼节，现在这些武士连饭都吃不饱又哪来的忠孝、节、义。
（日本人讲究忠孝一体，或者说忠孝一本，所以没用顿号分开。）
同时囊中羞涩的武士阶层也对社会现状越发不满，毕竟按照他们的传统观念和所学来看，商人应该是末业。
而此时却骑在他们头顶作威作福，更可恨的是那些武士宣誓效忠大名们居然也和商人们串通一气，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些武士便开始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不过那些最有能力和最聪明的武士通常会选择为商人尽忠。
实际上当时想为商人尽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僧多肉少，但这难不倒这个熟读《三国》的民族。
很多武士都选择了“认贼做父”，做商人的养子。商人们同时也开始觊觎更高的权力，去做那些大名、华族的养子。
只不过他们这些养子并不是打算去“尽孝”的，而是去夺权的。日本历史上的养子文化十分复杂，在本书中就不赘述了。
只要记得养子是有继承权的，而且同样可以继承家督之位（族长），并且由于自带势力，通常会在继承战中更具优势。
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甚至有“商人一怒，而天下惧。”的说法。（原版是“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不过觉得没啥气势就改了一下。）
实际上幕府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不知道这种乱象，同时也采取了一大堆改革自救措施。
常规的方法就不说了，只说一下其中最为离谱的举措，那就是可以对要账的人使用“无礼讨”。
（无礼讨便是大家经常说的武士随便杀人的特权，但实际上这项权利在多次修改之后适用范围已经极窄。）
没错，就是可以公然赖账，砍死那些逼债的商人。不过很快金权就压过了武权，无礼讨也不再试用逼债的情况。
总体来讲幕府的这些改革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毕竟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的衰落几乎是必然。
同时豪农和豪商的出现，这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产物。
豪农就是通过土地兼并的农业资产阶级，豪商们则是类比于欧洲的金融资本家。
这些人在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后，就想要进一步发展，但那势必会进一步削弱原有统治阶级（幕府、大名们）的力量。
这种情况会随着豪农和豪商的强大，与幕府的衰落会不断重复进行，直到双方地位发生改变。
不过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弱小，更是没有商人自治的传统和足够的社会地位支持他们革命，所以才显得异常另类。
阿部正弘的前任水野忠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一方面高举反贪大旗，另一方面自己私下里疯狂收受贿赂。
但是那场在亚洲发生的战争给幕府的震撼实在太过强烈，就连其内部高级官员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强烈的危机感让一名叫盐谷宕阴的幕府高级官僚，不顾自己的性命将大量关于那场战争的资料公之于众。
在当时的日本唐风说书（大清）和兰风说书（荷兰）都属于绝密，只有少部分幕府高级官僚才有知情权。
盐谷宕阴的行为立刻在日本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尤其是对武士阶层来说简直就像是天崩地裂一般。
因为他们的信仰崩塌，然后就是大和民族的传统艺能——刨腹自尽。
“呜呼，巨炮震天坚城摧，夷船进港汉军走。哀哉！讲和金百万，往买夷酋一朝咲！”
这是一首生活在天保年间的诗人所做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场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的震撼。
于是乎幕府在水野忠邦的主持下开始了一场改革，当时日本面对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产量不足和统治阶级没钱。
此时的日本天灾不断，就连最富庶的大阪地区都出现了饥荒，更不要说其他土地贫瘠的地区了。
种田不出粮食，人总不能呆在原地饿死。于是乎大量的水吞、小前（日本穷苦农民最下层），开始逃往城市以求一线生机。
这在某种意义上讲给日本的工商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农民跑得多了，粮食产量自然更低，粮价继续上涨，更多人破产。
水野忠邦为了打破这种循环，颁布了《人返令》就让那些农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这种做法不只得罪了农民，也得罪了商人。
前者认为自己在城市里能赚钱，在农村只能等死，凭什么继续当牛做马？
后者觉得好不容易弄来这么多廉价劳动力，走私贸易总算有些起色，现在没了他们，自己还拿什么跟外国竞争？
然后水野忠邦就将商人视为自己改革最大的敌人，他知道造成饥荒的原因不只是天灾，更是商人囤积居奇所致，所以又颁布了《限价令》想要打破这种局面。
但是商人们联合起来不卖粮食，幕府又没有足够的粮食救济灾民。这种情况富商能忍，但是灾民却受不了。
于是乎《限价令》宣告失败
水野忠邦想要改善海防，修建新式战船，但是问题又来了，没钱。以上的计划只能成为空谈，
最后他退而求其次，颁布了《燃料淡水供给令》，这条法令的实际内容和慈禧的套路差不多，就是外国船只只要有燃料、食物、淡水等需求，当地政府就要立刻满足，勿使友邦怨恨。
后来明治维新志士坂本龙马怒称其为“慰安令”。
水野忠邦的一通改革终于引发了刺杀事件，他的改革也宣告失败。
其实此时的日本，有点像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1819年到1845年日本的货币贬值了21次，这为幕府缓解了经济压力，但是却将其转嫁到武士阶层之上。
物价飞涨加上没有战争武士的薪俸数年未涨，导致其生活极其困难。其中很多人都需要举债度日，甚至改为手工生产者。
当时富有商人的女儿是众多武士追求的对象，同样武家的女儿也愿意嫁给那些她们过去根本瞧不起的商人做妻，甚至是做妾。
社会地位同样对调
总之水野忠邦的改革不会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天保改革的失败给本就日薄西山的幕府又来了重重一击。
而此时的阿部正弘与他这位前辈正面临着相同的困境，而且比起水野忠邦，他还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从1778年第一艘俄国船出现在日本最北端的下虾夷岛（北海道）开始，俄国人就不断试图与日本通商。
而俄国人又从来都是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家伙，在几次要求通商未果之后，他们动起了歪脑筋。
俄国人开始假装成海盗骚扰虾夷岛北部地区，甚至直接劫掠人口，建立学校教授俄语。
到了1821年时，沙皇亚历山大突然厌倦这种偷偷摸摸的游戏，于是乎便宣布：
“白令海峡以南至北纬五十一度之间北太平洋沿岸及其附属岛屿均归俄罗斯帝国所有”
虽然遭到了多国抗议，但是亚历山大一世依旧我行我素。直到尼古拉一世上台之后，对于远东及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才有所缓和。
1840年的战争之后，俄国担心英国人的扩张会影响到自己在远东和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于是乎沙皇尼古拉一世制定了臭名昭著的东俄罗斯计划，它的第一步就需要和日本建立贸易关系，利用自身盛产的毛皮、鲸油、鱼雷，来换取建立永久定居点的食物、煤炭等日用品。
然后设法取得日本的港口，为进一步南下做准备。
1845年俄国使者再次带着尼古拉一世的亲笔信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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