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孟一听，就笑着问道：“您是不是想‘回头看’？”
“我哪有什么资格回头看，那是纪委监委的事，咱可不敢超权限。”荆涛说道。
“郑书记不是给了您舆论监督的特权了吗？”
“郑书记给的这个特权是包括咱们整个媒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权，虽然如此，但咱也要有自知之明，还要有理、有节、有度。”
荆涛说得不假，作为市级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不但要有礼有节有度，还要有自保意识，自保意识不单单是人身安全，还包括政治安全。
各级政府都在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又有谁能真的接受舆论监督呢？郑玉德算是比较开明的领导，他尊重媒体，看重媒体这一功能，但如果你总是给他惹事找麻烦，总是让忙于处理这些问题，分散他的精力，估计他也会和其他领导一样，慢慢的就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头上了。
上次曝光纺织厂拆迁户回迁难的问题，却引来清阳官场甚至波及到省里的震动。清阳上上下下被处理了那么多的干部，现在荆涛想想都有些后怕。
舆论监督的确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纪、监委不具备的，把违法乱纪行为公诸报端或声屏，就等于把有问题的干部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也会对与此相关的人产生强大的道德和法纪的舆论压力，使关系网人情风失去市场效力，从而促进事情迅速解决。
不得不说，“八项制度”的出台，铁证了高层“刀刃向内”的决心和恒心，也才有了舆论监督的生存土壤，如果没有这个大背景做依托，很多时候舆论监督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了，有时口头这种形式都没有。
所以，舆论监督，一定要客观、公证和全面，尤其是报道的量上要平衡好，要配合当下的中心工作，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进行探讨式的报道，只有这样，舆论监督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小孟说：“昨天晚上我回来跟父母通了个电话，听他们说，两天前，我们那里一个老人在自己家中去世却没人知道，若干天后楼道有异味才被邻居发现并报了警。”
“他没有子女吗？”荆涛问道。
“有，还是很优秀的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一个考上清华，一个是北大，老大硕士毕业后考取了英国一家著名商学院的博士，两年后老二也硕士毕业考上了英国另外一家著名商学院的博士，两个儿子博士毕业后，工作都不错，薪水也很高，就先后在国外成家立业了，每年都给他寄钱，但就是有一样，回不来，两个儿子开始还是轮流回来陪他过年，后来就不轮流了，谁有时间就回来，没有时间就不回了。”
荆涛叹了一口气说：“悲哀啊，于国家层面讲，我们高等学府费尽心力培养的人才，都飞走了。于这位老人来讲，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
小孟说：“您这话太对了！”
“老人就一个人吗？”
“是的，老伴去世的早，就留下这两个儿子，他省吃俭用把两个儿子供应出来了，想见见儿子却比登天还难。最后一次小儿子回来，说把他带走，他死活不走，于是两个儿子出钱在县城给他买了一套两居的楼房，后来又把他送进一家高端养老院，一个月六七千块钱的费用，这在我们小县城来说的确是高端养老院了，但他只待了一年，再续费的时候就死活不待了，回家后，他雇了一个保姆，后来摔了一跤，一直卧床，保姆不干走了，他一个老人家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光有钱没用，有钱都不会花。没人替他找保姆，最后，就这么孤零零地走了，后来法医上门才发现，老人是饿死的，撬开衣柜里的抽屉，抽屉里有好多钱，都是儿子们寄回的外币。靠近床的墙上，全是老人临终时的抓痕，一想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无助……太惨了……”
小孟说到这里，不忍心再说下去了。
荆涛问道：“那他为什么从养老院回来？”
“听他的邻居讲，他儿子给养老院那么多钱根本不值，那里不是养老院，是混吃等死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每天被养老院的护工督促着做两件事，吃饭、睡觉，第三件事拉尿还是自己解决，他还算基本能自理的老人，那些不能自理的老人就更惨了，一个护工需要护理两间屋子八个老人，喂这个一口饭，又喂那个一口饭，老人年纪大了，一般都牙口不好，长期卧床，食物很难咽下去，这口还没咽下去这口又塞进来了，经常是食物从嘴里流出来，他曾经自杀过一次，但没成功，院方通知他的儿子们，即便这样，他的两个儿子都没回来，只是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后来，他执意不在养老院待了，就回了家。”
老人独自病死家中的事，网络上经常有报道。但通过身边人讲述还是第一次，荆涛感到很沉重。他说：“一个基本能自理的人，一个月七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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