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罪行，得到的判罚却不同，在监狱中得到的待遇也各不相同。
这就是‘贵贱异狱、同罪异罚’。
举个例子。
如今的大明，平头百姓犯了罪，首先要枷号八日，行刑后才能释放。
而如果士绅犯了同样的罪行，则只须拘禁三日，听候‘议罚’即可，并无下文。
所谓‘议罚’，就是司法官员们关起门来，花上三天的时间，给犯了罪的人定一个适当的罪名。
至于怎么个议罚，就会牵扯太多的人情和利益在里面。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完全成了一个笑话，律法公正又从何谈起？
至于‘法外用刑、任意杀罚’，那就更好理解了。
当权者一言为法，恣意妄为，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上行下效，自然催生出一批又一批奸臣酷吏。
他们只知枉法敛财、欺压无辜，而那些处心积虑编纂出的监狱制度和律法条文，最终沦为了一纸空文。
胡应台面露苦色。
他当了多年的刑部尚书，当然知道律法是怎么回事。
律法，就是所谓的王法，不就是维护特权阶层权利的东西吗？
这要是人人都平等了，那还叫王法了吗？
这要宣扬律法面前，权贵、士绅与平头百姓平等，这要得罪多少人？
自己无畏强权，那是真的，可这个强权，是某个特定的人，而不是整个群体啊！
这不是要了自己的老命吗？
“刑罚和监狱，是律法惩处恶徒的手段，不是掌权者的笞棒，更不是官吏肆意盘剥百姓的工具。”
“若是这一点，成为官员、吏民的共识，何愁律法不能公正，刑狱贪腐不成根除？”
“刑部掌管天下刑狱，不光是掌管刑罚政令，更应该向世人明刑弼教，让官吏明法执法，百姓不光要知法畏法……”
说到这里，云逍顿了顿，目光从几人身上掠过，“律法，不光要成为约束百姓的枷锁，更应当成为百姓的保护伞。百姓理应以法律保护自身权益，朝廷也应当鼓励百姓这么做。”
他说的这些，也就是‘普法宣传’。
屋内几人都是一震，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胡应台提出了质疑：“明刑弼教，乃太祖提倡，朝廷自当遵循祖训。只是，只是让百姓以律法维护自身权益……下官以为，大为不妥。”
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后世的人而言，是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
可在如今这个年代，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了。
其实在华夏古代，普法宣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先秦时期，就有‘木铎传法’和‘悬法象魏’，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感到刑法之可畏。
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各式各样的法律宣传制度。
朱元璋更是热衷于法律宣传，并且有搞出新的创举，那就是讲读律令。
为此特意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天下官民学习、了解。
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也会考到相关法律。
在民间的乡饮酒礼上，也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老朱语录）和相关法律。
这一招后来被雍正学到了，并且发扬光大。
可从古至今朝廷的法律宣传，目的是为了让官吏和百姓乖乖听话，不去触碰律法，往他们的脖子上套枷锁，以此来稳固统治。
百姓想运用所获得的法律知识作为武器，向统治者争取权利，那却是万万不行的。
因此朝廷一边让百姓学法守法，一方面又认为百姓打官司是一种社会不安定的表现，进行百般限制。
不仅是教百姓词讼的讼师、讼棍，要受到严厉打击。
教百姓打官司的书籍，例如大明民间的《惊天雷》《萧曹遗笔》《刑台秦镜》之类的书，统统遭到封杀。
云逍竟然要朝廷鼓励百姓打官司，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不是要把枷锁，反过来套到当权者的脖子上。
百姓都敢跟当官的叫板了，那以后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荒谬！”
“百姓只受律法约束，却不受律法保护，那律法的公正从何谈起？”
“正是由于官吏欺民，而民无法抗争，导致律法黑幕，刑狱糜烂。”
“元末政治腐败，法纪荡然，这才招致百姓揭竿而起。大明不严肃刑狱，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
云逍不客气驳斥胡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