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成国公朱希忠追封王爵的事儿，就算定下来，我会给礼部下条子，让他们上奏此事。”
张居正假借宫中的意思，让魏广德和吕调阳在此事上选择了沉默后，就开口说道。
魏广德和吕调阳都低着头，对于追封一个死人，两个人虽然觉得不合制，但也知道没法反对。
到此，事儿在内阁算是被定下来了。
慈庆宫里，冯保刚把外朝廷议结果分析完，有把成国公朱希忠封赠一事说了下，着重表达的意思就是内阁认为朱希忠当初在嘉靖皇帝南巡着火那次的一份救驾功劳。
其实严格说起来，当初真正救驾的不是朱希忠，而是早已死去的陆炳，是陆炳把嘉靖皇帝从火海中抢出。
但是之后朱希忠一直护在皇帝架前，勉强算个护驾功劳。
只是到了大明朝，朱希忠毕竟是成国公，所以这份功劳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记载成是朱希忠和陆炳联手救出皇帝。
特别是在陆炳死后，自然就更不会有人提起详细过程，算起来已经过去三十年，当时在场之人已经很难寻找。
冯保既然敢收成国公府的银子，自然也是好好盘算过此事的。
说起来朱希忠要追封王爵，除了嘉靖十八年那次救驾之功外，貌似还真找不到其他更大的功劳了。
“功大莫过于救驾”，救驾之功自然是顶顶大的功劳，其他的都得靠边站。
因为即便身为君王，那也得承着救驾之人的一份情，自然要多加眷顾，救驾之功便显得尤为不凡。
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儒家文化无疑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我们都会将古代著名的知识分子称为大儒。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中，儒家文化一直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期间经历了起起落落，但在汉武帝时期，终于被推举到最为崇高的位置上，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在之后的千年里，无论朝代怎样更迭，封建统治者们都大力推行孔子的“仁学”，儒家学说也成了封建君王巩固其统治的奠基石，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是所谓的正统思想。
虽然在儒家思想里，救驾之功其实算不得什么，君王虽然看似最高最大，然而却有一个“存在”凌驾于君王之上，这个存在就是“社稷”。
“社”本指土神，“稷”本指谷神，而社稷合起来却是被用来指代国家，或者可以表述为祖宗传下来的江山。
自古“社稷”贵于君王，所以挽救社稷之功，自然应该大于救驾之功。
只不过依旧还是那话，人情，救下皇帝那就是天大的人情债，皇帝也要还的。
“既然内阁有此心，那就追封成国公一个王爵吧。”
陈太后在这些事儿上一向都选择信任内阁，既然冯保这么说了，自然是不会有假的。
她其实也只是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朱希忠和陆炳救过嘉靖皇帝，自此之后圣眷不断。
“姐姐说的是，既然已故成国公当初有救驾之功，追封个王爵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李太后也是点头说道。
大明朝异姓只要不是活着封王，在后宫之人看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祖制上并未明令禁止。
说白了，一切都看当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只要符合规矩，自然就可以。
而在内阁这边，张居正已经拍板后，正要结束这次阁议，吕调阳忽然开口说道：“首辅大人，次辅大人，我今日看到福建海澄县县令上交的一份公文。
文中提到夷船自南海而来，携带大量白银和海外出产交易我大明商品后，因港口商品已然售罄，故而又采购一批黄金离开。”
“嗯？白银换黄金，也算一项买卖，可有何不妥之处？”
张居正问道。
“我大明之前一向是禁止金银流通，虽在隆庆年间允许银钱兼使，可毕竟并未允许黄金交易，海澄县知道此事后不知该如何定夺，所以上报到户部。”
吕调阳开口解释道。
听到这里，魏广德也明白了海澄县令担忧所在，不过他在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想到混乱的大明钱法。
中国历史上虽有很悠久的用银渊源，但在西汉及以前，白银并非是流通的货币，而多作于工艺品和首饰方面的用途。
到了东汉以后，市面上偶尔可以看到白银作为支付货币，皆因金银的稀缺，限制了金银这类贵金属成为流通货币。
中国秦汉时期实行的其实是单一货币，就是制钱，如刀币、五铢钱等，只有官方制钱才是法定货币。
到了唐代，开始实行钱帛并用，钱币有“开元通宝”等，大宗交易则使用“绫”、“绡”等丝织品。
两宋货币也是沿用唐代制式，实行钱帛平行本位制度，也是以制钱为主，中后期又增加了纸币，即交子、会子和关子，但结算单位还是论“贯”。
之后的元朝虽然曾铸过少量铜钱，但货币流通很快就确定以纸币为主，其钞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阶段。
宋朝的纸币在元朝大放异彩，想来也是宋人想象不到的，朝廷开始发行中统钞，强令全国通用。
在元朝，纸币才是惟一的合法通货，金银铜钱一概禁止使用，拒绝使用纸钞的，是死罪。
只是，纸币是以白银为储备货币，所谓“银钱相权”，纸币名义上是可以兑换成白银甚至黄金和丝帛，这就注定了纸币仍是锚定实物的，使得纸币的发行受到限制。
同时，朝廷赏赐的，不是纸币，而是金银等物，让人们无法对纸币有足够的信心。
元朝后期发行的纸币，很快从一开始以白银作为准备金变成由朝廷直接决定发行数额，到此纸币很快陷入贬值，进入恶性通胀时期，纸币信用丧失。
朱元璋选择印制大明宝钞，其实不过是继承宋元开始的纸币，所以大明一开始也选择元朝的政策，禁止金银及铜钱流通，只准使用宝钞。
不过因为宋、元两代纸币剧烈贬值的缘故，在大明宝钞通行的同时，白银始终在民间有一席之地，直到几十年后朝廷不得不放松对白银使用的限制，“朝野率皆用银”。
正统英宗皇帝在位时，朝廷实行的赋役折银制度，允许不服役的人缴纳白银替代以及金花银制度，由此也开启了明朝财政白银化序幕。
金花银原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又名折色银或京库折银，是明代税粮折收的银两，主要用于皇帝赏赐，折放武官月俸。
明初征收赋税主要是实物，仅坑冶税有金银，夏税秋粮折收金银惟在陕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边费用间亦取于其中。
永乐迁都后，京师官员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领俸米，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有时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于民于官均不利。
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建议于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不通舟楫处，将税粮折收布绢、白银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户部尚书黄福等也先后奏请。
明王朝遂决定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之夏税秋粮四百余万石折银征收。
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折银一百零一万二千七百余两于北京内承运库缴纳，每季分进二十五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
宣德时，江南巡抚周忱乃请检重额官田、极品下户税粮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
其后这一制度概行于全国其它各布政司，以为永例。
到这个时候，朝廷官面上虽然依旧是禁止白银流通，但因为征税时已经将白银当做征收赋役的媒介，实际上已经默认了白银的货币属性。
宣德以后民间交易几乎不用宝钞，弘治、正德朝也多次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
由此也可看出，明廷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把白银作为货币在使用。
到了嘉靖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终于到了嘉靖八年，朝廷开始“课税、官俸俱用银”，北方防御蒙古俺答“增兵没戌，皆以银支给”。
朝廷白银收支的情况越来越多，白银离法定货币越来越近，而根本原因也在于钞法已经彻底糜烂。
成化、弘治时期是明朝财政的重要转折时期，与明初偶发性的财政支取不足不同，该时期朝廷财政开始出现连续性的支用危机。
不过在这个时期，朝廷在支用不足的情况下还能通过印制宝钞来弥补财政不足。
而到了嘉靖朝，宝钞根本就花不出去，只能使用民间接受的铜钱和白银。
但就支付军饷的宝钞，由于宝钞崩溃使得官军支钞等同无支，因此部分边镇官军考虑路途耗费，出现或四五年，或八九年，乃至有终身不支钞者。
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还可以用宝钞来弥补财政，只是嘉靖皇帝是个比较务实的皇帝，他知道继续向下面支付宝钞可能影响皇权稳固，所以顺应民意开始选择白银支付，减少宝钞发放。
而这，也成为了嘉靖朝巨大亏空的根本原因，耗尽老库积存亦不足。
想到这些，自然也是魏广德早就在考虑的一件大事儿，这事儿他没有信心自己能操作好，或许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面那人头上。
想到这里，魏广德不由得看了眼首辅位置上的张居正。
想要张嘴，不过眼角余光看到辅臣吕调阳，魏广德最终还是打算等等，和张居正私下里商议此事。
而这件事儿，就是魏广德一直在考虑的，彻底废除“大明宝钞”。
此时的大明宝钞，名义上依旧是大明朝廷官方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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