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郭康的论述，众人又开始了思索。
“你还真是考虑了不少东西。”朱文奎感慨道：“我都从来没想过还有这种问题的……”
“我也是没办法。”郭康摇头说：“我们是谋国之人，肯定要考虑多一些的。而且，这些道德原则，本质上是民众的需求，也不能忽视。”
这件事，他也确实认真思考过。而且，还是听脱欢吹牛的时候想起来的。
当时，郭康给他说曹建家的事情。脱欢则抱怨说，其实应该开放纳妾或者多妻，这样一堆麻烦才能有希望解决。否则，以现在这种夭折和阵亡概率，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代就绝嗣了。
郭康对此不怎么关心。他觉得这事太遥远，而且自己也没有发言权，管这个干什么。但他却开始思考，为什么这地方会出现一夫一妻制度。
早期的蛮族，本身是多妻制的，后来的变化都是受教会的影响。而教会的规则，又是从罗马继承来的。
对比其他文明，这种习俗的来源也不难寻找。
同时期的中原，也同样是一夫一妻制为主。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有严苛的法令，严格限制媵婚和纳妾的范围。
一般来说，平民只能一夫一妻，官员到卿一级才能纳两个妾。相关的法律颇为严酷，尤其是战争年代，重婚是可以判处斩首的重罪。
至于诸侯，往往采取媵婚制，也就是一次从联姻对象那里娶多个女子。但相应地，按照礼法，这之后诸侯就不会再娶妻纳妾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上下层之间、家族之间，博弈的结果。
郭康那个时候，很多人一提古代，就是三妻四妾。但当时，绝大部分男性，反而是支持一夫一妻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都可以随意娶妻纳妾，那么女性就会迅速被中上层包揽，下层只能打光棍了。
下层的男性编户民虽然没钱，但他们是人最多也最能打的。作为国家的军事支柱，他们的意见也举足轻重，不能不考虑。因此，最后的规则，必须为双方都做出妥协。也就是一方面开个纳妾的口子，另一方面严格限制级别和数量，避免对社会产生影响。
而诸侯的婚姻，其实就是一种联盟。所谓媵婚，其实是与女方娘家妥协的结果。为了防止嫁去的女儿生不出继承人，女方家族会一口气塞复数个女性过来，以此保证外孙一定是自己人，确保自己作为外戚的影响力。同理，一次媵婚之后就不再娶妻纳妾，也是为了防止其他家族介入争夺。
所以，这些规则，说到底都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而罗马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制度——制度上，对大部分人，都是一夫一妻，而上层寻欢求乐则没多少约束，也可以通过收养制度补充继承人，其中当然包括私生子和继子之类。这么一对比，怎么看都不是巧合。
因此，郭康推测，这种大家默认的“礼教”，其实就是看下层男性公民的力量。这部分人力量越强，话语权越高，社会整体上就越倾向于维护一夫一妻。
而这种道德原则，就没法拿绝对的“道德”来评价了。因为一群人的美德，很可能是对另一群人的暴政。
普通男性公民认为，大贵族大量纳妾损害自己的利益，必须加以限制；但郭康也通过曹道兴的母亲，调查过那些给大贵族当情妇的妇人。她们反而更想正式当妾室，因为这虽然不是什么体面身份，但确实会比自己之前的日子要过得更轻松，给这些出身普遍不高的妇人，提供一个上升机会。
所以，郭康怀疑，这种事情本来就没法拿善恶来评价。在如今这种社会环境中，到底那种做法才是欺压妇女，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上一世的道德经验显然没法直接套，更何况那年头，不同人对道德，同样有完全不同的定义。
在这种公民强势的社会里，道德不是上层制定的，而是男性公民强迫上层接受的。说白了，谁最能打，谁就有资格制定道德。考虑太多可能也没什么意义。最重要的，还是弄清这些道德规则背后的逻辑，才能规避风险，借用助力。
“我们研究道德礼法，不止是研究它们本身，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来龙去脉。”他对众人说：“就像刚才的话题——为什么蛮夷无礼？因为对他们来说，礼节和道德并不符合这个群体的最大利益。”
“但另一方面，这些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就是因为按它们行事，最合乎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道德观念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意味着双方获利的方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想让他们接受道德也很简单，人为介入调整就可以了。比如通过朝贡、互市、讨伐等手段，人为让蛮夷的收益和损失，发生改变。”
“原本遵守道德要亏，但现在要赚；原本不遵守道德可以赚，但现在不但不赚，还可能丢命。蛮夷再粗野，也知道趋利避害。时间长了，就会接受这种道德。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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