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今后走向“罗慕路斯也是韩国人”这种论述，也得想办法解释合法性获取的问题。
这也是雍正思路中，面对的困难的后半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原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长期灾害和战争带来的强大组织能力。想要挺过威胁，大家必须以更加严密高效的形式进行组织，向团体让渡更多权力，服从上层的指挥。
中原文明的特质，很大程度都是来源于此。后世人们给出的各种赞扬或是批判，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
有人把这称为社会学的早熟，不过郭康见了这一圈其他文明，觉得更合适的说法还是“过度军事化”——相比于其他文明，这才是中原人最突出的特质。而社会组织和相关理论的完善，只不过是服务于军事的手段，所以跟着发展了而已。
而现实是，且不提各种灾害。按后世人的统计和计算，人类历史上总共发生过一万多次战争，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中原文明打的。他们生活的就是这种环境。
大概是随着后来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组织方式的成熟，后人渐渐不需要这么“疯”了。整个中原文明，军事化的程度其实是在下降的。
在郭康那会儿，曾经有人发掘出了商朝的遗址，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他们的屋子很小，炉灶也不够一家人做饭用的。经过调查和计算，人们才发现，这些住宅本来就不是给家庭使用的。
那个时代，成年男性和女性是分开居住的，哪怕结婚生子之后，孩子也和母亲在一起。而众多男性则专门集中在一起，这很可能就是为了应对军事要求。
简单来说，就和斯巴达人那种情况差不多。不过斯巴达人只有一个城邦，而商人到底搞了多大规模、有没有其他人效仿，就不知道了。
但有一点。这些人要是看到自己后代的样子，大概率是会觉得他们过于软弱，毫无中原人的信仰与精神吧……
在这样高度军事化的群体里，指挥者的权力也比其他文明更大、更稳固。用古罗马比喻的话，就是这个文明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掌权者日常就是军事独裁官。
而这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不可能总是做出正确的、有利于群体的选择。权力和责任总是对应的：无所不管、把一切资源都整合起来用于对抗灾害的强大权力，对应的就是无所不管、一切事情都要它来承担责任的无限制义务。
平时，指挥者能以大局为理由，直接拒绝反对意见，乃至用强力手段压制其他声音，要求所有人为了目标出力。因为战争和水患都是拖不得的，重要的时间点往往稍纵即逝，根本没时间给大家博弈、讨论。而且，它们关系到的利害也非常重大，其他的各种要求都可以为之让步。
西门豹治水时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民间虽然对于西门豹的驱使不满，但还是在规则的强制要求下完成了水利施工。最后发现确实有益，就没人再指责他，也不认为他的话是蔑视自己。长期以来，整个制度就是如此运行，人们也被教育要服从规则，为了集体利益做出贡献。
但另一方面，在面对战争和水患的时候，任何决策错误都是致命的。而且，往往也没时间去讨论和更改。同时，因为决策者权力高度集中，所有的误判都会被放大，招致严重的后果。因此，一旦决策者出现严重问题，就需要用尽快的方式把他排除出去，而这种最高效的方式，往往就是通过肉体消灭实现的。
无论是信陵君救赵，还是项羽破釜沉舟，为了夺取兵权，都采用了直接击杀原本将领的手段。但之后，这些故事却被传为美谈。其中的逻辑，自然也是不难分析的。
因此，在外人看来，中原政权的运转过程，可能显得十分酷烈。平时的管制十分严格，而一旦出事，立刻刀光剑影。
这种特点，也没法拿单纯的“好”、“坏”来判断。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很多时候没法定义“先进”“落后”，只能用“适应”来衡量。既然其他方式适应不了黄河，那就只能这样了……
而中原的政治哲学，也都在体现着这两个方面。
比如最典型的儒学，其实有两部分。就像孔子强调社会关系时，总是成对说一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也是共同存在的。
一方面，理论中主张，所有人平时都要遵守规则，在礼制的约束下活动；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强调，能力不合乎要求的人要赶紧离开掌权的位子。
在孔子的时代，这种表达还比较温和，只限于对大小贵族的要求，对于社会顶层和底层没有涉及。
到孟子的时候，随着“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普通人也有了要求；而对应地，能力考核的范围也扩大到了君主，产生了“诛一夫”的理论，要求用暴烈的方式淘汰不合格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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