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这些特点，被之后的东罗马和教会，也继承了下来。
认真说来，东罗马因为希腊文化影响，再加上学了不少波斯人的东西，在这方面已经和古罗马有不少差别了。
比如最直观的，可以直接看名字的变化。在古罗马时代，妇人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名字”，一般会直接用氏族名的阴性化，作为自己的称呼。
比如凯撒的女儿，因为氏族名叫做尤利乌斯，所以自己的名字就叫尤利娅；屋大维的姐姐也是如此，所以叫屋大维娅。如果一家的女儿有两个，就分别用大小称呼，比如安东尼的两个女儿就直接叫大安东尼娅和小安东尼娅。
如果更多，就在氏族名后面排序号，大女儿叫maima，二女儿叫&nbp;ecunda三女儿叫tertia，依次类推。比如布鲁图斯有三个姐妹，因为他们属于尤尼乌斯家族，就分别叫优尼乌斯·第一，优尼乌斯·第二和优尼乌斯·第三。
不过这种序号命名，不管音译还是意译，都挺怪的。所以郭康倾向于直接翻译成“尤大姐”、“尤二姐”、“尤三姐”。感觉这样反而更合适些……
在出嫁之后，罗马妇女也不会改变名字，依然会使用父名。这也是父权制最直接的体现。改为跟从丈夫的姓氏，应该是在蛮族时代才出现的。
当然，这些习惯，一开始也仅限于拉丁人。像罗马旁边的伊特鲁里亚人，妇女就有单独的个人名。只不过后来这些族群都渐渐罗马化，也用上了罗马的习惯。
这种情况，也没法拿先进落后评价。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人、日耳曼人，谁的习俗更“先进”？这就没什么可比性。
同理，罗马的父权制和其他部落的制度，也没法这么直接比较。强行说谁更先进，同样是没有意义的。
非要对比的话，罗马人至少还有个“纲常”，而很多蛮族是处于一个都没有的状态，就靠后来，教会来给他们硬补。从这个角度说，在“理论是否完善”这个方面，大家才能拉开差距。
“东方”——对当地来说主要是波斯——在理论制度的完善性方面，就强过罗马；而罗马，又强过一众蛮族。后来罗马也确实不断学习东方，完善自己的政治结构。
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新理论，并不意味着原本的理论必须抛弃。在模仿波斯的时候，罗马人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直到现在，这里都有着十分浓厚的、罗马特有的文化气息。
相反，郭康怀疑，这种强烈的“取代”和“逆反”意识，就是蛮族独有的文化。尤其是新教化之后，可以说非常明显。
很多在后世被鼓吹的习俗，之所以受到推崇，不是因为其本身有某种能力，能给众人带来好处，而是因为它反对原有的教会规则，因此才被称为“先进”。
有些男人喜欢小男孩。这种现象，在亚欧大陆上极其普遍，在很多文明里，人们既不把它当做荣耀，也不会当做耻辱。找个波斯人或者希腊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宗教组织反对这种行为，所以，后世的人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对其进行鼓吹，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哪怕教会内部，其实根本管不住这种爱好，从古到今都在不断爆出丑闻，持“现代意识”的人也不把他们当做同好。
这其实不难理解。整个新教运动，或者说“誓反教”运动，就是对以往教会的反对。他们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创新，基本上就只是把原来的一众理论，给直接转了180度，然后使用。教派的核心，不是创造新的教义，而是反对原有的教义。
因为这种习惯，不但在面对公教和正教的时候是如此表现，新教内部，也在不断发生这种反转。更新的新教，会全盘否定之前的老新教，然后这么不断转下去。
当年教义最极端，就是老一代的新教——他们鼓吹原教旨，反对公教的腐化现象，因此直接把极端性拉满了。
而新一代新教，并不是把这种极端性归零，而是直接跳到对立的极端——他们像是报仇雪恨般地推崇相反意见，结果，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中间来回跳。
现在想想，这可能是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病根。罗马帝国也好，后来的教会也好，形成的“纲常”，或者说作为共识的社会规范，涵盖范围太狭小，本身也太脆弱。而后来的蛮族，在这方面就更加糟糕了。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想脱离窠臼都不容易。对他们来说，就更加如此了。蛮族们其实无论怎么横跳，也跳不出教会当年开拓出的范畴。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特例。郭康也是看着塞里斯人捣鼓来捣鼓去，结果怎么都摆脱不了天下观。
要知道，从信史时代开始，中原国家的组织方式其实也就两种：要么是周朝开始的，华夏诸国争立的模式；要么是元朝开创的，超出族系和地域、多个兀鲁思并立的结构。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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