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做么？”顾为经有些惊讶。
“当然，如果想要成行，和双方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提前沟通，我想至少音乐剧《猫》的版权方和简·阿诺的插画工作室那边，肯定没有任何拦着我们的理由。新加坡在计划里，本来就是音乐剧世界巡演的亚洲第一站，如果您的相关画作能在狮城双年展上大放异彩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乐见其成。”
“乐见其成……”
树懒先生顿了顿，重复说道：“……更准确的形容，他们会对此求之不得。”
市场研究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于目标客户的相似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比如猫咪罐头的消费者通常也是猫咪驱虫滴剂的消费者，它们的客户人群往往是同一批。
这两种商品的目标客户相似性就很高。
所以超市会把它们放在同一个货架分区。
但汽车合成机油的消费者和婴儿爽身粉的消费者，从样本统计学上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关联。
因此在汽车维修店里打婴儿爽身粉的广告，通常便不会有什么格外显着的效果。
伊莲娜小姐很清楚。
《油画》做过类似的统计。
会买门票看音乐剧的目标群体与会买门票看艺术双年展的目标群体。
二者的客户画像是高度重合的。
他们消费主力都是典型的有一定闲钱和时间的城市中产。
“够优雅”、“有格调”、“适合打卡发照片墙或者朋友圈”、“高级不俗气的清新约会场所”、“不油腻”……这些特质标签仿佛是夏日原野上漂浮的烛光一般，吸引着文艺青年们趋之若鹜，似逐光的飞蛾。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
当一个人基础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以后。
便会开始寻找归属感，
他们需要被爱与爱人。
需要被尊重，需要认知和审美需求，乃至需要不断追求自我，直到达成“超我”层次的价值实现。
艺术展和剧院都是这种让一个人在某个相似的群体里，找到归属感，满足认知和审美需求的地点所在。
这两种行业从诞生的那一刻，便带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启蒙运动时期，巴黎剧院和巴黎绘画沙龙的客人都是全欧洲的贵族名流。
而到如今。
当音乐剧背后的运营公司在判断一座城市适不适合做举行巡演，有没有合适的落地土壤，项目会不会冷场或亏本时。
往往要遵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金标准——此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没有超过一万美元的大关。
以gdp来评价一个地方有没有足够的艺术土壤，难免会带有太强的功利性和难掩的铜臭气。
几乎所有的百老汇音乐剧，导演都在试图传达着追求个性与平等，追求自由，追求爱情，弘扬视金钱于粪土的理念价值观。
落魄诗人，贫穷的艺术家，勇于寻找自我的少女和寡妇。
一贫如洗的儿童。
他们几乎占据了舞台剧里最为炙手可热的常设角色的半壁江山。
连《猫》这样的音乐剧，导演都特意把猫咪们一起开讨论大会的场景放在了垃圾场。
到了最后。
决定这些舞台剧能不能成功上演的关键因素，竟然是一个地方的观众是否足够有钱。
大家身上穿着aj、椰子、布鲁克斯兄弟，拿着苹果手机，在海滨长椅餐厅的上吃完扇贝，最后端着星巴克的咖啡走进剧院，看一群垃圾场里发生的穷人的故事。
这种事情就像匿名画家班克斯一直试图宣扬反对资本控制艺术市场的理念，坚持反拜金主义，反消费主义。
结果因此受到了艺术资本的疯狂追捧，在商业上赚的盆满钵满，连他被碎纸机撕碎的废纸都卖出了上百万英镑，成为过去十年内，在商业运作上最为成功的大画家一样。
难免会带有浓烈的反讽色彩。
不怪很多时候安娜会觉得如此疏离和不真实。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充满悖论，填充着足以把人淹没的迷幻感。
但这个损益标准，便是音乐剧背后商业推广公司的那些会计师、精算师们，噼里啪啦指尖的敲着键盘，心中拨着算盘，最后通过大量的数据得出的最终答案。
画廊产业几乎也可以采取完全一致的标准。
甚至新加坡的两座地标级建筑，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和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的打折季减价票和双年展的展会入场券的售价都是一样的，大约30新元（25美元）左右。
如果侦探猫的作品能在狮城双年展上大出风头的话，对简·阿诺工作室，乃至整个《猫》音乐剧的项目，都是特别珍贵的展示机会。
为了达到更好的广告宣发效果。
他们甚至会动用手头的资源，来广邀评论家，为侦探猫撰写评论，鼓吹助威。
绘画市场和音乐剧市场，严肃绘画行业和戏剧行业，到底谁比谁更有钱？
难以下达定论。
广义上说音乐剧也是属于视觉艺术的一环。
安娜小姐的手下部门中，就有一个专门的戏剧部门以及两位戏剧类编辑。
但他们风格都偏向于研究先锋戏剧和实验戏剧。
在商业音乐剧这些大众媒体领域，没准《纽约时报》、bbc这些传媒新闻的巨头的新闻评论，要比《油画》更受关注一些。
全球艺术品交易额可能要比每年世界范围内的剧院演出总票房要高。
但一部《猫》这种上亿美元广告体量的超级音乐剧，它掌中所握有的宣发资源，对参加双年展的独立画家们来说，完全是降维的全面打击。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不是么？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
伊莲娜小姐双手手指优雅的交叉，把发髻微微搭在了身后的靠背椅上。
视觉艺术栏目经理的办公室里的基本陈设已经很多年没有改动过了。
天鹅绒的窗帘。
厚厚的高跟鞋踩下去不会发出一点声音的土耳其地毯。
以及巨大的胡桃木书架。
这些家具有些能追溯到伊莲娜家族买下这座建筑，她太爷爷的爷爷建立这家杂志社的年代。
它的存在要比任何一任视觉艺术栏目的经理存在的时间都要更长。
办公室的主人变了又变。
但这些家具却代代“世袭罔替”了下来。
安娜重返杂志社的时候，她拒绝了布朗爵士所提出好意的帮她把这间办公室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提议。
她仅有做出的陈设方面的个人风格变化，就是让人把那组亨利二世式样的矮脚几搬了出去，换了一架柜式钢琴进来。
这间顶楼办公室要比她原先的那间编辑办公室大的多，大到足以摆放一架真的机械钢琴而非电钢琴。
却也没有大到能放庄园里那种重达两吨的6尺或者9尺全尺寸三角钢琴的地步。
她在桌边放着一根手杖，轮椅则被收纳到门口，用于比较长距离的通行。
身下这张巨大的靠背两侧带着高耸的科隆大教堂钟楼一般的木柱雕花的哥特式座椅，足够的精致华美，却不够舒适。
杂志社的文员秘书们，偷偷把它冠以《权利的游戏》里，七大王国首都“君临”城的那张用天下刀剑融铸在一起的“铁王座”的戏称。
艺术史设计语言上。
这种源自十四世纪的仿造建筑外表的家具设计风格，给它带来了“如火焰般蹿向天际似的刚直和挺拔”，却往往是适合布朗爵士那样威严的老男人坐的。
或者大都会艺术顾问赫莱菲那种成熟稳重，体重195磅，足够“厚实”胖绅士才能压的住。
可由安娜这么“精美绝伦”的纤细女人坐在上面，竟然也会有一种出乎意料的美感。
仿佛一盏月白的定窑茶杯被放在古松托起的枝头。
厚重承托着妖娆。
在视觉的古怪平衡中，上位者的权力感弥漫而出。
“至于新加坡双年展那里。我会想办法，让他们无法拒绝我们作品的到来的。”
她并非以安娜的身份在说这句话，但语气里依然自信满满。
理论上。
新加坡双年展是否愿意让“猫”这种商业ip登陆他们的展览主会场，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协商。
类似的事情，是否能成行，还是要看策展人的意思。
无论唐克斯馆长那边要求苛刻还是简单。
她确信自己终归是能搞定对方的。
《猫》改编自儿童诗歌。
能在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的儿童诗歌，通常不会带有什么强烈的关于政治议题的表达或者思想过于激进锋锐。
就算有，它也是非常普世的价值思想。
既然如此。
策展人那边，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阻力，剩下的就是商业方面的事情了。
今日的艺术节已然越办越像是一个商业上的盛会。
各种方面都发展的很成熟了。
严肃绘画单元还稍显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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