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学校有一次组织我们班学生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
“呵呵，你心眼多。”余桦笑道。
莫岩“嘿嘿”笑了两声继续说道：“我哭着哭着突发发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还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
“我一看，这咋的了？等参观结束后你知道我干了件啥事？”莫岩反问道。
“你该不会去告密说那个同学假哭吧？”余桦试探问道。
“你说对了，我就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结果老师把这个学生狠狠批评了一顿，事情越闹越大，结果这个同学学也没法上了，被父母领回家。”
“你看你这事做的，不地道。”
“是啊，那时候小，不太懂，现在年龄大了明白了许多。我去年过年探亲回家，看望当年教我的老师，说起这事心里感到挺懊悔的。”
“你知道我老师怎么回答？”
“怎么说？”余桦很忠实当着捧哏。
“我的老师说，其实你也不用多自责，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不止伱一個，有十几个！”
“这么多？！”
“是啊，
“而且我那个同学，已经死了，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说到最后，莫岩长叹了声。
“所以我后来总结了一句话，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对于生死，我比你看开的多。”余桦接着他的话题说道：“我也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
“哦，你说？”
“我小时候有个很好的玩伴，这家伙喜欢吹牛，爱穿一件花短裤，结果有一天被他爸打死了。”
“被他爸打死？”莫岩听了有些震惊。
“对，这家伙很调皮，老爸经常打他，那天打失手，一拳打到他的脖子，后来我学医才知道那个地方是颈动脉，当场就没了呼吸。”
“你也知道，那个年代在乡下死掉一个人是很平常的事。大家讲起时也不悲伤，只是他爸觉得倒霉。”
“我那个玩伴家里有六个孩子，他排行老四，不上不下，身后事也办得极为潦草。他被匆匆埋在池塘边，坟堆不高连墓碑都没有。几年风吹雨打后，小坟堆被大地吸收，连带着男孩也没了踪影，就这样，所有人都遗忘了他，一个人彻底地消失。”
“连我，去年回去都找不到他埋他的地方。”
“难怪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就在夏日的花园边，晚风习习，两人都随意聊着各自的故事。
“两位在聊什么呢？”突然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聊天，两人抬头一看是方明华，从另一条小路走了过来。
“方主编。”
两人招呼道。
“方主编，我和莫岩各自讲了一个故事。”余桦和方明华在83年的申城见过面，余桦还在他的房间打过地铺，所以比较熟，他笑着对方明华说道。
讲故事？
两位在后世可都是讲故事，不，讲段子的高手啊。
方明华顿时来了兴趣。
“你们讲的是什么？能让我听听吗？”
于是两人各自把讲的故事重复了一遍。
卧槽！
这不就是两人的文学观吗？
不过方明华并没多说什么，现在两人都还年轻，属于创作的早期阶段，自己没必要给人家盖棺定论。
他来找两人当然是有目的，而且主要是找莫岩。
“莫岩，你去年在《中国作家》上面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写的非常震撼，外界评价很高啊，最近有没有写新的？”
“暂时还没有。”莫岩很谨慎回答。
“方主编，我揭发啊。”旁边的余桦突然笑着说道：“莫岩他说他正在酝酿一个中篇。”
“只是酝酿，我没动笔。”莫岩急忙解释：“刚才，方主编问的是写没写！”
“哦，能说说大致构思吗？”方明华问道。
“是写我们老家高密当地百姓抗日的故事，根据历史资料改编。”莫岩说道。
这不就是《红高粱》嘛。
“莫言，等你写好之后，能不能投稿给我们《延河》让我看看？”方明华问道。
莫言有些犹豫。
“方主编，不是我不愿意投《延河》，只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前段时间曾经找过我，说如果有写好的东西可以给他看看。”
“你们签订什么协议没有？”
“这倒没有。”
朱伟，对不起了
王濛大佬，您现在已经是部长，不再是《人民文学》主编，也不会管这些小事。
方明华心里嘀咕了两句，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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