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个名字在19世纪的英国并不算陌生，对于21世纪的现代人更是如此。
然而有意思的是，不论是21世纪还是19世纪，只要是这个名字出现，总是免不了伴生着大量的争论与非议。
只不过，哪怕是再不喜欢马尔萨斯的人，都无法否认他在不列颠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一名牧师，马尔萨斯拥有与其社会地位相对应的家庭背景。
早在克伦威尔时期，马尔萨斯家族便开始从事牧师这份职业。
至于马尔萨斯家族与经济学的初接触则是从引发伦敦证券交易所地震的南海公司案开始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先生的爷爷西德纳姆·马尔萨斯正是南海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既然爷爷能够在股市里把艾萨克·牛顿这样的人物耍的团团转，马尔萨斯家族后裔的智商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而在股市中积累的财富也使得他们拥有了更强大的财力去投资后代教育并扩大交际圈。
18世纪启蒙运动的英法两国的代表人物大卫·休谟以及让·雅克·卢梭就与马尔萨斯家族保持着长久的友谊。
在卢梭弥留之际，他甚至将自己的遗嘱交给了马尔萨斯的丹尼尔·马尔萨斯，并希望他能够帮助执行自己最后的愿望。
而马尔萨斯家族与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长期交往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教育与信仰的看法。
虽然按照家族惯例，小马尔萨斯依然被送到了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攻读学位，但是在对于上帝的理解上，小马尔萨斯显然与普通的圣公会牧师有着不同理解。
他依然是个基督徒，但在思想上却越来越偏向于基督教中的一元神派，他拒绝承认三位一体，否认上帝由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组成。
在小马尔萨斯看来，上帝就是上帝，只有《圣经》才是信仰的唯一根据。那些想要给《圣经》打补丁抑或是搞词意解释说明的，都是在包藏祸心、为己牟利，这些不纯洁的心思就是教会衰落的最大原因。
如果放在几个世纪以前，甚至于宗教改革时期，小马尔萨斯光是凭上述的言论便会受到天主教和新教的联手绞杀。
因为天主教早在公元4世纪的尼西亚会议中便确认了‘一元神论’为教会异端，而宗教改革的几个主要发起人马丁·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也同样反对这样的论点。
所以，当时因为支持‘一元神论’而遭到逮捕、囚禁和处决的案例并不少见。
况且，在议员们看来，有组织的天主教徒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一元神论和苏格兰长老会等等新教的小分支虽然话说的不中听，但最起码还是愿意向国王宣誓效忠的，只要这一点上没毛病，其他方面都是小问题。
再加上马尔萨斯家族又是个从克伦威尔时期便贯彻‘忠诚于议会’原则的地道英格兰家族，所以剑桥大学对他的离经叛道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毕竟在文艺复兴时期，类似小马尔萨斯这样的家伙，在剑桥的校园里还挺多的。
隔壁的牛津还出了个杰里米·边沁呢，剑桥出个马尔萨斯也不算多大的问题。
毕竟比起马尔萨斯，他的剑桥学弟拜伦勋爵，以及因为发表《论无神论的必然性》被牛津开除的雪莱等人才是真正的重量级。
最起码马尔萨斯同学还是承认上帝的，不是吗？
差不多得了。
但是剑桥大学校董会对马尔萨斯没有意见，不代表他的同学们没意见。即便这种意见并非是信仰上的，而是个人观点以及私人恩怨上的。
总而言之，虽然马尔萨斯总体上是个柔和、谦虚、冷静的不列颠绅士，但或许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个性格和略显偏激的观点，所以他与某位性格直率爽朗的剑桥学弟相处的不是很好。
更糟糕的是，这个学弟不是别人，而是将来的不列颠湖畔诗派代表人物和社会评论家——塞缪尔·柯勒律治。
而二人的这段恩怨也从大学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当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后，柯勒律治第一时间就在他的地盘《布莱克伍德》上发起了抨击。
“看一看这个强大的国度吧！它的统治者和智士们对威廉·佩利、托马斯·马尔萨斯言听计从！这是非常悲哀的。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苦难和罪恶。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而柯勒律治对于《人口原理》的抨击也并不是孤例，准确的说，在不列颠的文学圈子里，不抨击马尔萨斯的反倒成了少数派了。
甚至于柯勒律治的骂声还远不是其中最刺耳的，湖畔诗派的另一位代表罗伯特·骚塞甚至直言：“马尔萨斯是英国批评家最喜欢抨击的对象，这与其他污物排放口对他的偏爱是一样的。”
这些钟爱道德准则和田园生活的诗人甚至发明了‘马尔萨斯主义’一词，用来专门羞辱那些崇尚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匮乏无比的人。
虽然被骚塞起羞辱性外号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情，毕竟起名大师骚塞先生也曾经在《审判的幻景》将拜伦骂作‘撒旦派诗人的头子’，并将雪莱等人一起归到了‘撒旦派’的范畴里。
但拜伦等人好歹有着一帮热血青年支持，而到了马尔萨斯这边，就只剩下不列颠举国上下的骂娘声了。
不过他这么招骂倒也不是很难理解，因为从任何时期来看《人口原理》的几个论点都很难让自视甚高的人类接受。
在马尔萨斯看来，人类与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会不断陷入互相厮杀的陷阱，直至双方都再没有力气继续打下去。
失业和贫困是人口自然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人类无法避免这项命运，所有救济穷人、促进社会平等的措施都是徒劳。
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人类的道德观念引向冷漠甚至于残忍，破坏现有的一切道德体系，控制人口的增长，甚至默许杀婴、节育、饥荒、战争等方式来抑制人类繁殖。
最后，马尔萨斯还认为私有制同样是由于人口自然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与人类相伴相生，是无法消灭，也是不可消灭的。并且，它也是维系人口增长与人口生活质量增长之间平衡的最佳方法与制度。
而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马尔萨斯还以远东地区的饥荒、流行病和美洲殖民的杀戮进行举例。
马尔萨斯的这番言论一抛出来，主张用古老道德准则来促进社会公平的湖畔派当然不可能饶过他，而拜伦、雪莱等反抗者自然也对这种血淋淋的学说加以抨击。
大伙几乎一致认为，他这是在支持政府对穷人的漠视，破坏公共福利的建设进度。
但是与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抨击相反的是，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现了马尔萨斯的价值。
18世纪最伟大的首相小威廉·皮特因为马尔萨斯放弃了‘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古典经济学观点，并主动放弃了他一直力推的加大赈济力度的新《济贫法》。
而东印度公司则在海利伯里学院为马尔萨斯单独开设了一个崭新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并让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
如果仅仅是就学术层面而言，即便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不乏谬误，但是他依然不失为一位大师级人物。
但如果是从社会层面而言…
哪怕以亚瑟身边而论，他的朋友，狄更斯、迪斯雷利、大仲马乃至于埃尔德·卡特先生，基本上都曾经发表过对马尔萨斯的批评言论，他们视马尔萨斯为遭成穷人苦难的重要推手之一。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是从伦敦大学的角度看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伦敦大学系的不少人，无论是领头羊杰里米·边沁、布鲁厄姆勋爵，又或者是即将出任伦敦地区检察总长的查理·奥斯汀，大法官私人秘书埃德温·查德威克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尔萨斯的观点。
这些功利主义者认为在悲观事实的面前，人的同情心完全无济于事，如果马尔萨斯的观点最终被验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并不介意在《济贫法》上继续动刀。
亚瑟正想到这里，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泡在利物浦海关署各种文件里忙碌了好几天的约翰·密尔挂着黑眼圈推门走了进来。
“亚瑟，是有什么急事找我吗？海关署昨天下午又送了一大批新文件过来，如果多耽误一会儿，恐怕我们得四五天才能弄完。”
亚瑟笑着开口道：“约翰，关税的事情，不用太着急。实在不行，就让海关署派人过来帮咱们梳理。你和会计事务所的学徒们忙了这么久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密尔一边倒着茶一边开口道：“亚瑟，你肯定是被那枚石子伤到脑子了，要不然怎么能说出这种胡话？让海关署自己查自己，他们能查出什么东西？”
亚瑟回道：“他们查不出也没事，大不了我就向伦敦主动请辞，让他们换个人来利物浦做事。况且我的眼角还开了个口子，他们要是不‘体谅体谅’伤者，那可就太失礼了。”
密尔灌了口茶，长出一口气道：“虽然你受伤这件事十分不幸，但要不是伱眼角的这个口子，估计利物浦的海关署也不会把剩余的文件全都送到我这边来。光是这两天清点出的新数额，就又多了三千六百镑。”
亚瑟听到这个数字，微微点头道：“还凑合吧。不过，约翰，虽然我一直都认为你的工作能力很强，但是能强成这样，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你这样的家伙，居然没上过学，这简直不可想象。”
密尔闻言放下茶杯纠正道：“亚瑟，我没上过学不代表我没学。”
亚瑟闻言一撇嘴：“你这发言，听起来和外交部似的。”
密尔开口道：“我虽然没在学校读过书，但那是因为我父亲觉得不列颠的学校教育烂透了，所以他向来是自己在家教我。从3岁开始，我就跟着他学习希腊语，8岁开始学习拉丁语、代数、几何和微积分，9岁开始接受历史学启蒙，12岁开始学经济学、哲学和逻辑学知识。等到16岁，我就开始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报》的专栏撰稿了。这难道不比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强多了？”
亚瑟听到这话，点头赞同道：“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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