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解放者自居的拿破仑在此时已经成为了践踏欧洲各国主权的侵略者，而一直以天然疆界为目的的法国人此时已向更为深入的欧陆腹地进发。法兰西的利益要求列强阻止拿破仑，要求他们联合在一起，筑起坝堤，反对他不可满足的野心。因此，从1813年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便不再是法兰西的事业了。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
讽刺漫画《六面人：塔列朗》
对于一名英国客人来说，当他得知在法庭任职的公职人员会住在福阿街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吃惊的。
在不列颠，法官们总是高高在上。早在100多年前，法官们就已经享受着1000镑以上的年俸，而且这一点现如今也从未改变过。但高收入却不是法官们最引人羡慕的地方，大伙儿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
每一位法官都是他所在法庭的最高统治者，一句话便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哪怕国王上了法庭也并不是总能耀武扬威的。
在财富地位光圈的加持下，所有与法律有关的职业也因此变得金贵了起来，即便你并不是法官，而是从前的狄更斯一样，仅仅是个法庭的书记员，这种职业说出去依然非常的体面。
因此，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几乎所有的不列颠人都自然而然的认为，法官、律师以及一切与法律相关的职业就应该住在高档街区，过着有众多仆人服侍的上流生活。
其实，对于大部分法兰西的法官而言，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
但偏偏杜布里斯先生是一个与众不同地异类。
其实这位先生刚刚从索邦大学毕业时，曾经拥有过一份光明的前途。当时正值帝政时期，许多在法庭任职的旧贵族在大革命期间或是被处决、或是出逃国外，因此在拿破仑进行司法改革时，杜布里斯一毕业便成为了巴黎高等法院最早的推事之一，并且他还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作为一名奋发图强、学习成绩优异的索邦大学毕业生，杜布里斯先生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法学领域足以称得上是博学，因此即便直接担任如此要职，以他的学识也足以胜任。
但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杜布里斯在巴黎高等法院做了八年推事，与他同一时期进入这里任职的同事接二连三的都升了职，然而杜布里斯的职位却纹丝不动，而上司也没有半点想要提拔他的意思。
不过好在沉默寡言的杜布里斯先生并不是很热衷于官位，即便没有高官厚禄的诱惑，他依然会兢兢业业的做好他的工作。
任劳任怨的态度虽然让他巴黎司法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但是当杜布里斯先生走到了任职的第十年时，他在一次人事调整中被巴黎高等法院下放到了巴黎十二区的民事法庭。
没过多久，一件令所有巴黎法律行业从业者大跌眼镜的消息又传了出来，因为杜布里斯不仅仅是被下放，而且他的职务也从推事降为了助理推事。
一位正直的人遭到如此不公的对待，其中自然是出了些隐情。
最大的隐情便是杜布里斯先生虽然能熟练地背诵《拿破仑法典》上的任何一项条款，但是他却不懂得留心眼儿、耍心机，更不懂得同部门长官拉关系。
如果整个巴黎司法部门当中都是杜布里斯先生这样的人，或许他还不会被针对的这么彻底。
但是当大伙儿都在钻营利益，争先恐后的向部门长官送礼物、表忠心，那么杜布里斯这样从不登门拜访司法大臣和大法官的行为便会被视为大不敬。
因此，每次要更改什么规则或者做出什么人事调整，部门长官就总会把杜布里斯向下降低一级。
从中央的高等法院到地方的民事法庭，从推事降到助理推事。如果不是规则不允许，兴许长官们还想将这样一位法官降为风里来雨里去给人送传票、押送人犯的执达吏呢。
但就像是亚瑟所了解的那样，这世上有一种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
杜布里斯虽然在帝政时期备受打压，但是当拿破仑的帝国崩塌后，那些曾经在帝政时期徇私枉法、公权私用的长官们全都倒了大霉。
而杜布里斯因为职位较低，再加上常年受到打压的经历以及公正廉明的名声，这一切要素加在一起，瞬间让他成为了复辟时期的司法界红人。
他不仅被调回高等法庭任职，甚至职务也被恢复了，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到了助理法官的地步。
但是，随着复辟的波旁王朝统治时间的增长，杜布里斯先生的典型作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退。
新的大法官与司法大臣同样不喜欢这個宛如清教徒般的下属，但是又不能太无情的对待他，所以便干脆了来了个眼不见心为净，随便找了个借口将他调回了十二区的民事法庭担任法官。
从那以后，杜布里斯先生的生活过得还算清净，远离了司法核心圈的政治斗争或许更能体现他的人生价值。
但是生活在巴黎这座城市，政治斗争通常不是你想远离就能远离的。
1830年，七月革命的野火烧了起来。
新上台的奥尔良派如同当初保王党清算波拿巴派一样，开始清算起了保王党时期的旧人。
虽然有许多保王党在这次动荡中，凭借着‘踏破铁鞋’的招数从新任大法官与司法大臣手中保存了自己。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杜布里斯先生并不是那种会主动登门的人。
所以毫不例外的，虽然奥尔良派抓不到杜布里斯的小辫子，不能直接将他开出公门，但是他们灵活的运用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让杜布里斯先生又回到了他助理推事的位置上。
对于这样的大起大落，杜布里斯的心中有恨吗？
虽然杜布里斯先生向来以不争不抢著称，但是即便如此，他的心里也不可能一点抱怨都没有。
他在政治上，对于波拿巴派、保王党、共和派和奥尔良派都不感兴趣，但是他已经被打上了保王党的标签，而且还是个死硬派。
因为无论奥尔良派的大法官、司法大臣如何暗示，如何展示他们的‘宽容大度’，甚至只要杜布里斯愿意上门拜访他们一次，他们都可以对杜布里斯先前的‘不敬之举’既往不咎。但是，杜布里斯就是没有向他们服软的意思。
虽然杜布里斯本人也许从未想过要对长官不敬，但是至少在长官们看来，他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杜布里斯连这点事情都不懂，他又是怎么在巴黎当上法官的呢？
而杜布里斯的心中则同样困惑与不忿，一群连法律条例都背不熟的家伙，又是怎么在法兰西当上大法官和司法大臣的呢？
杜布里斯自认自己从不是一个极端分子，但是像他这样的正常人却被这个社会衬托的太极端了。
自从杜布里斯给那份保王党人的身份伪造文件盖上公章开始，他的生活就已经完全被打乱了。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成宿成宿的睡不着就，在夜晚空荡荡的房间内，只有捧着妻子的遗像能够给他的心中带了一丝安宁。
这是他在法庭任职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做出徇私枉法的事情。然而第一次徇私枉法，就和国王的性命挂上了关系。
说实在的，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心里有些害怕。他有时候甚至会思考自己在走上断头台的时候，究竟是应该先迈左腿还是右腿，脖子应该放的靠前一些还是靠后一些才不会给刽子手添麻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惯性帮助他平静了下来，并且保王党自那以后也没有联系过他了。
杜布里斯照旧早上去上班，中午在法院外的一家小餐厅吃一碗菜汤和两个鸡蛋，傍晚下班会把法庭的卷宗带回家中仔细研究，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然而，他刚刚回到旧路上的生活却被两个不速之客重新打乱。
杜布里斯其实从亚瑟与路易踏入这处小院时就已经发现了他们，他们二人的装束在福阿街这样的地方非常显眼，穿着这样服装的人一般是不会奔着这里来的。这里既没有他们喜欢的葡萄美酒，也没有香车美人，上次福阿街举办社交舞会更是得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他们是谁？
他们是巴黎警探！
杜布里斯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得出了这个答案。
作为一名法官，没有人比他更懂巴黎警察的性情到底有多恶劣。
公众赋予他们的职责是打击犯罪，而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则热衷于制造犯罪。这帮人天然的认为，像是猫捉老鼠一样将罪犯玩弄于股掌之间是他们的权力，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排解压力的手段。
他们很喜欢让犯人陷入绝望，因为这样可以轻而易举的从他们的口中掏出他们想要的供词和升职筹码。
杜布里斯观察的时间越长，他的这种想法就越强烈。
愤怒、恐慌、悲哀，各种复杂的情感在他的心中交织，但最后，一种英勇就义般的慷慨占据了他的整颗心脏。
他决定直面这两个恶棍，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
或许，法庭推事的头衔可以吓退这两只以腐肉为食的秃鹫。
杜布里斯严厉的目光对上了那位看起来睡眼朦胧的‘巴黎恶棍’：“你们两个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为了法庭的案子吗？”
“法庭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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