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廷根街上随便找个年轻学生，都可能帮助爱因斯坦解决四维几何的问题。
——大卫·希尔伯特
傍晚时分，在那个被岁月温柔抚摸过的时空里，哥廷根大学静静地坐落在一片宁静之中。
这所由乔治二世于1737年创立的悠久学府，孕育了无数德意志青年的梦想，也见证了无数学者的辉煌。微风吹拂而过，扇动了树梢青葱的树叶，金黄的夕阳铺满了校园的小径，在图书馆与教学楼的阴影之下，仿佛能够看见那些曾经在此处漫步的哥廷根学子们。
其中既包括了被哥廷根学子们唾骂的老学长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也包括了那个被奉为全德意志自由领袖的天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
虽然他们俩素来不对付，甚至不惜掏出痔疮、小便失禁和移动公厕这样的词语互相侮辱，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俩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校友。
除此之外，德意志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者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黑格尔的头号反对者亚瑟·叔本华，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冯·洪堡，在普鲁士施行全国教育改革的施泰因男爵，以及亚瑟的老朋友、全欧洲最富有的青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也位列其中。
而在不久的将来，海森堡、狄拉克、薛定锷、费米、斯特恩、泡利、奥本海默、费米、普朗克和闵可夫斯基等人同样会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
即便是去踢足球，他们也可以自豪的拍着胸脯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完全能够凑出至少五套世界级的首发阵容。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所杰出的大学，所以哥廷根市政厅的外墙上才能够以十足的底气写上那句城市座右铭——哥廷根之外没有生活。
而哥廷根大学身为德意志五大名校之一，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哥廷根也完全有资格居高临下的对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和耶拿大学说‘哥廷根之外没有学术’。
哥廷根大学的优良传统是每一位在此任职的教授与在此学习的学生们的骄傲，但是对于刚刚履新的哥廷根大学首任国家特别代表兼学监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来说，哥廷根大学的名气与实力便意味着一种压力。
哥廷根大学之于汉诺威，正如牛津与剑桥之于不列颠。
当初皮尔爵士因为帮助威灵顿公爵推动《天主教法案》，从而得罪了母校牛津大学，结果惨遭牛津大学除名，就此丢掉了被视为整个大不列颠含金量最高的牛津大学议席，而且之后还被牛津大学的教士们连着声讨了好几年。
他们发起了的‘反罗伯特·皮尔运动’不止打击了皮尔爵士的政治声望，而且那些同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托利党极端派也因此于皮尔爵士撕破了脸，直到现在双方的关系都没有修复。
而如果亚瑟搞砸了哥廷根大学，那么引发的连锁反应绝对比皮尔爵士激怒了牛津大学还要严重。毕竟在不列颠，还有剑桥大学去分散牛津大学的影响力，而在汉诺威，哥廷根大学便是教育界的唯一。
或者，哪怕退一万步说，亚瑟如果没有做好维稳工作，那么国王陛下和白厅街的诸位阁下肯定要追究他的责任。
而如果他把维稳工作做得好过头了，那要不了多久，在海涅的笔下亚瑟·黑斯廷斯就要生出和梅特涅一样的德意志痔疮并罹患小便失禁了。
一想到这里，饶是走了一辈子钢丝、和了半辈子稀泥的端水大师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也忍不住感叹道：“从苏格兰场到哥廷根大学，托利党与辉格党，保守派与自由派，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陪同亚瑟游览校园的是哲学院的院长约翰·赫尔巴特教授，这位教授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这个看起来比一般学生大不了多少的年轻学监此时正在魂游天外，他还在本着一位哲学家的严谨和身为教授好为人师的天性向亚瑟介绍着哥廷根大学的历史。
“在哥廷根大学刚刚建立的18世纪，那时候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差异不是按其在学术上的声誉来区分的，而是看它们学生整体生活的气氛情调如何。
例如耶拿和维滕贝格的大学以学生喝掉多少啤酒和打破多少脑袋而著名，马尔堡大学则看学生发生过多少次决斗，莱比锡大学因为学生们的生活放荡程度而广受欢迎。
至于蒂宾根，在18世纪时，那里与其说是教学场所，不如说是罗马的斗兽场。南部的农民和犹太区的居民受到学生的恶作剧的纠缠，不堪其扰。
而且学生们采取的恶作剧方式也非常恶劣，比如扰乱民间节日活动，闯入正在举行婚礼的场所，袭击犹太人的店铺以及诸如此类的暴行等等。
那个时候，大学生大多来自说法语的上流社会，贵族垄断了大学，但是他们却没有珍惜这样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反而专注于纸醉金迷、阿谀和讲究的礼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得感谢拿破仑的铁骑扫荡了欧洲，使得德意志在世纪初就遭遇到战败的阴影。虽然他带来了战火，但是也打醒了德意志邦国，面对这样一种破败的状况，所有人都意识到，国家要改革，教育也要改革。”
赫尔巴特教授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在学校时也甚少表露出自身的政治观点，比起充当政治领袖，他更希望被看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是他奉行的教育信条。
如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评价德意志人的政治生活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善，能改善多少，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能说大学精神不能模仿政治生活，因为大学的本质在科学当中。
作为一名学者，在这个时代拥有自由主义倾向很正常，受业于费希特，并且还是席勒好友的赫尔巴特当然也不例外。
但如果不是他今天亲眼看见新学监和学生们一起卷入了暴动，他几乎不可能如此直白的表露心迹。
作为一名不苟言笑的学者，他说出这话，便是在委婉的表达他对于亚瑟的支持，但是身为一名教授，他还是忍不住向面前这位还不如许多博士生年长的新学监叮嘱几句。
“爵士，您今天表现的非常有勇气，但是对于学生们来说，这不是一种好的示范作用。我不认为学生过度参与政治活动是什么好苗头，大学是治学的场所，而政治则是议会的事务。但我也知道，热血上头是年轻人的天性，不能过度苛责他们，所以我们才制订了各式各样的校规去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如果您身为学监，也像是学生们一样瞎胡闹，那对维持教学的正常运转绝对是起了坏作用。”
亚瑟听到这话，慢慢回过神来，他望着一脸严肃的赫尔巴特教授，虽然两人刚刚认识没多久，但是仅凭这几个小时的接触，亚瑟便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面前的这位教授是一位学院派的正派老学究。
从某种角度说，同这样的人打交道要远比和警察局长施密特打交道要容易得多。
他和善的笑着将今天啤酒馆暴动的前因后果如实讲述了一遍，果不其然，赫尔巴特教授听完了故事，绷紧的脸立刻松弛了下来。
但没过多久，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摘下帽子致歉道：“这么看来，是我误会您了。真没想到您刚刚上任，就替那帮混蛋小子解决了这么一桩麻烦事。如果您没让警察把他们释放，等到施密特局长将这事报到内务部去，我们就算想要给学生们打掩护都不行了。
内务部和教育部的命令一旦压下来，这帮混小子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被开除学籍。不过，虽然他们今天运气好撞上了您，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下点处分，他们肯定是不会长记性的。尤其是今天他们看到了您也在他们的行列当中，没点惩罚的话，这帮小子多半以为自己是做对了。”
语罢，赫尔巴特教授琢磨了一下，建议道：“我觉得应该把今天参与暴动的学生名单提交惩处学生委员会，按照校规给他们挨个下处分。情节轻的在禁闭室里蹲一周，情节严重的则应该停学至少一个月。”
亚瑟闻言，也不由得为赫尔巴特教授的高效行动犯了难：“赫尔巴特先生，我理解您的出发点。但是如果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惩处学生，这总归有些不像样。不过论起办教育，您才是专家，如果您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一定全力支持您。”
亚瑟的坦诚立刻就赢得了赫尔巴特的好感，这位教授虽然作风老派，但这不代表他是个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的二愣子。
他相当坦然的回道：“校规上已经明确规定了关于违规行为的处罚，您现在只是学监，并没有在惩处学生委员会里挂职务，所以您只要履行自己的职责，监督委员会的决议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就好。至于下什么处罚，对哪些学生下处罚，这都是我们这些委员的决定，您无权干预。”
赫尔巴特此话一出口，亚瑟不由得肃然起敬：“您不愧是在柯尼斯堡大学担任了24年康德哲学教席的大师，我虽然与您交流不多，但是我还是要说，您是我见过的康德研究者当中最得其神髓的。即便学生们不理解，但是我私下里以为，您绝对当得上一身正气的赞誉。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得到旁听您讲座的荣幸吗？”
赫尔巴特因为其古板脾气，平时在学生群体中远没有那些持激进立场的教授受欢迎，甚至还有学生将他视作学校的保守派头目。赫尔巴特此时冷不丁的被亚瑟夸赞，还真有点不适应。
不过，作为一名康德的研究者与追随者，再也没有什么称赞比‘最得康德神髓’更能让人开心的了。
赫尔巴特老脸微微一红，他咳嗽了一声道：“您真是谬赞了，我听说您是边沁先生的门生，虽然您在电磁学领域更具名气，但是我猜您在康德哲学方面的造诣肯定也不低。不过您如果愿意来到我的课堂上，与我交流几句，那我当然是欢迎的。但我始终认为，论起康德哲学，或许达尔曼教授比我更加出色，只可惜他前几天去首都开制宪会议了，不然您今天就能和他见上一面。”
“达尔曼教授？”亚瑟回忆起了前几天送到他手上的哥廷根大学名册：“弗里德里希·达尔曼？”
赫尔巴特微微点头道：“正是他，德意志历史法学派的新领头羊，与他一起去首都开会的还有法学的阿尔布雷奇特教授和历史学的格尔维努斯教授。不过虽然今天没能见到他们有些遗憾，但是我们哥廷根天文台的台长高斯教授和物理学的韦伯教授早就想要和您见上一面了。
实不相瞒，他们前不久刚刚捣鼓出了一台电磁电报机，目前正在架设从物理实验室通往天文台的15公里电报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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