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皇家学会消息，经过学术委员会委员们的长达数周的充分讨论，汇总各学部委员投票结果后，伦敦大学电磁学教授乔治·西蒙·欧姆先生以压倒性优势获颁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最高科学荣誉——科普利奖章。
在上周末召开的颁奖仪式上，皇家学会实验室主任及1832年科普利奖章获得者迈克尔·法拉第先生亲自为欧姆教授颁发了这项荣誉。与此同时，迈克尔·法拉第、查尔斯·惠斯通与查尔斯·达尔文一同作为联名推荐人，正式向皇家学会推荐增补乔治·西蒙·欧姆教授当选新一届皇家学会外籍院士。
据信，在颁奖仪式上，欧姆教授感谢了近些年来科学界同僚对他研究的大力帮助，并着重提及了同为电磁学研究者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欧姆教授声称，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中，正是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伸出的援手将他从万丈深渊中解救了出来。
当他提出欧姆电阻定律，德意志科学界因为他的中学教师身份，对他报以的只有冷嘲热讽，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科学成果，更没有权威愿意站出来替他的学术成果背书。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时任哥廷根大学学监的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却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力排众议的将他这位中学教师从巴伐利亚请到了哥廷根，亚瑟爵士不仅亲自帮助他进行了实验验证工作，更不贪墨学术成果的虚名，坚持让欧姆教授独立发表学术论文。
而在替欧姆教授正名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也没有因为学界对欧姆的吹捧而心生嫉妒，他没有因为二者同处电磁学赛道而打压埋没欧姆，反倒对他加以重用，委托他代理主持哥廷根大学电磁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
欧姆教授认为，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遇到了许多知名的学术人物，如果论起胸襟的广阔程度，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绝对是其中第一流的人物。或许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名字近些年来已经甚少出现在各类科学期刊上，但是欧姆毫不怀疑，如果爵士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夺得下一年的科普利奖章。
而当记者采访到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询问他对于欧姆教授的言论有何看法时，爵士只是谦虚的表示：“在电磁学领域，欧姆是比我更加杰出的研究者，科普利奖章完全是他应得的，在证明的过程中，我只是做了一些边缘的辅助性工作。至于嫉妒心，那是人类常有的一种感情。我不嫉妒欧姆不是因为我没有人类的感情，而是因为我曾经也被法拉第先生如此温柔地对待过。我很高兴欧姆认为我是个正直的人，对于我来说，这种称赞要远高于世间的所有荣誉。”
——《泰晤士报》1841年6月21日刊《站在乔治·欧姆背后的伟大灵魂，科普利奖章的培育者：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厚重的木制门被缓缓推开，学者们陆续步入，空气中弥漫着书卷的气息。天花板高耸，悬挂着几盏昏黄的油灯，光线在墙壁上投下摇曳的影子，映照出墙壁上挂着的各种古典画作。
长长的橡木会议桌上摆放着几本翻开的书籍，旁边是用以记录会议内容的羊皮纸卷和墨水瓶。
哥廷根大学各学部的学术委员纷纷落座，坐定之后，教学会议一如往常那样，在沉稳而庄重的气氛中开始。
由于目前校长职务空缺，所以今天负责主持教学会议的自然是新学监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亚瑟首先站起身来，轻咳了一声，清晰而低沉的声音在房间内回响。
会议的内容并不新鲜，无非就是布置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涉及近期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外学术交流的规划以及学生培养的策略，并要求各学部汇报他们负责课题的研究进度。
在会议开始之前，学监助理赫尔巴特教授就已经让人把相关方面的内容整理成册送到了亚瑟的办公桌上。
亚瑟照本宣科的读完了会议内容和学术委员会近段时间收到的教学反馈，学术委员们有的点头，有的微皱眉头，几位年长的教授时不时摘下圆框眼镜，用手指轻轻揉搓着眉心，也不知是听累了，还是在思索亚瑟方才提出的议题。
但也不是所有议题的讨论都非常平和，在事关学术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学术委员会中不乏观点激烈的辩论，有些教授提出了新兴学科的发展计划，得到了部分成员的支持，但也有保守派担忧这会影响传统学科的地位。
时而会有一两位委员站起来，用手指在桌面上划出曲线，或者在空中挥动手中的羽毛笔，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显然，前段时间关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的争辩并不是教授们临时起意，而是大伙儿积怨已久，两帮人早就互看不顺眼了，并且都想要借着近段时间将要进行的王国宪法改革做点文章。
而双方分歧最大的地方，还是钱的问题。
在1806年普鲁士率先进行教育改革之后，在其他的德意志邦国也很快掀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而在大学方面，最典型的改变就在于教学与研究的结合。
说白了，评价德意志大学教师的优劣标准，已经不仅仅在于完成教学任务了。
普通的大学讲师如果想要晋升大学教授，必须要拿出与教授身份相匹配的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最直观体现便是看他出了多少学术专著。
而要想拿出学术专著，就需要足够的拨款来开展科研项目。
而这就在大学中形成了学术版的马太效应，越有钱的学院就越容易出科研成果，越容易出科研成果就越容易晋升教授，学院的教授越多拨款也就越多，如此下去就会形成或良性或恶性的循环。
学术委员们都是在圈子里混迹多年的人，他们自然清楚这个道理。
所以，任何问题他们都可以让步，但却唯独不愿意在教学资金方面让步。
但是学者们也觉得直接谈钱实在是太俗了，所以他们大多选择贬低其他学科的作用，并以此来变相找学校要钱。
而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学想出成果大多比人文学科花钱多了，所以这些教授的言辞自然也更激烈。他们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是不能不关心拨款。
比如说，当下高斯带领下的哥廷根大学天文台就正在申请在学校里新建一个地磁观测站，除此之外，他和物理学的韦伯还打算把原定15公里的电磁电报线给延长到8公里。
虽然亚瑟不一定能看得懂高斯和韦伯提交的学术论证报告，但是他知道，无论是地磁观测站的仪器还是65公里的电线，价钱都便宜不了。
但是，就算这些东西价格昂贵，亚瑟还是不得不顶着压力找汉诺威议会申请。
因为如果因为这点钱让高斯和韦伯这两位爷不高兴，回头他们俩直接辞了教职跑到别的大学去，这个罪名可比多花点学术资金重多了。
虽然德意志邦国并不像不列颠那么富裕，但是各邦国却都同样重视教育，以高斯和韦伯的名气，如果他们从哥廷根大学出走，保管第二天耶拿大学、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等竞争对手就会派人把他们请过去。
这话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前段时间就曾经出了件类似的事情。
前段时间柏林大学的两个生物学教授：奥肯和维尔克夫，他们俩因为反对普鲁士专制而遭到柏林大学的驱逐，于是便携手投奔到巴伐利亚王国，并立马被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
这个消息传回到普鲁士的文化教育部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非常气愤，他派人连夜骑快马到巴伐利亚找到了两位教授，并且提出：只要两位教授愿意重回柏林大学，国王可以亲自向他们赔礼道歉，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工资翻一番。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使者好说歹说，终于将两位教授重新唤回到柏林大学。
因为这件事的影响，所以当下在德意志也引发了一种始料未及的情况。各个大学的教授都想用“被驱逐”来和学校以及所属邦国讨价还价。
为了安抚这些教授，普鲁士的价码是：以大幅提高教授的工资作为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人才安心留在自己的邦国。
而普鲁士卷工资的做法也很快波及到了其他邦国，一夜之间，德意志各大学教授待遇普涨，以往不好批的学术项目如今也好批了不少。
教授们给亚瑟施压，亚瑟也只能反过来给汉诺威王国的文化教育部施压。
首先，高斯的要求我已经带到了，如果你们不听劝，到时候让他跑了，一切责任全在政府。你们好好想想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仨瓜俩枣斤斤计较！
其次，你们也不要想着拿免职来压我，因为我是个不列颠人，而不是汉诺威人，而且我这个学监和国家特别代表还是国王陛下钦点的，你们动不了我！
最后，高斯和韦伯是教授，我也是个教授，你们要是把我惹毛了，我也撂挑子。一个月跑了三个教授，这也是不小的罪过。况且，就算我在哥廷根干不了，转头那边还有个不列颠驻俄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等着我，实在不行我还能回伦敦大学教书，汉诺威的文化教育部可拿捏不了我！
亚瑟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需要把问题讲的那么清楚，汉诺威政府大致也能明白这位国家特别代表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而且，这家伙还挂了个非常棘手的制宪改革顾问的名头。要是把他惹火了，他回头在宪法里建议加点什么东西，比如让警察部门和文化教育部交叉管理大学，来分文化教育部的权，那也足够令文化教育部难受的。
况且，即便撇开亚瑟这个新学监不谈，哥廷根大学当中还有数位负责制宪改革的大学者，譬如说历史学的弗里德里希·达尔曼教授等人。
所以说，在汉诺威王国，至少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你得罪啥学校也别得罪哥廷根。
亚瑟这边将教授们的需求照单全收，刚刚还吵得面红耳赤的教授们看到这位新学监如此好说话，一时之间也有些惊讶。
他们甚至反过来开始替亚瑟考虑道：“爵士，一下子报上去这么多项目，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亚瑟埋着头记录着教授们的需求，头也不抬的回道：“先报上去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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