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二年(1175)，赖文政领导茶商起义，屡败官军。三十六岁的辛弃疾临危受命，由仓部郎官升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君，讨捕茶寇”。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充分施展出来，他步步为营，围追堵截，终于将赖军逼入困境。后来，他派人前去劝降，赖文政见突围无望，接受了招安，辛弃疾随即将赖文政押解到江州处死，其余的义军八百余人据说也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处理了，一个都没有留下。这件事情辛弃疾办得干脆俐落，没有任何犹豫，他认为对待敌人就应该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节，但宋孝宗感觉很难受，认为言而不信毕竟不是官家所为。
有人因此称颂辛弃疾，说他不在乎同僚的议论甚至皇上对他的迁黜，只要他认为对政通人和、富国强民有好处，他都大胆地做，大胆地闯，闯出了祸便坦然承担，敢作敢当。对于辛弃疾的思想境界，我们不能随意贬低，当然也不能过度诠释。不过，辛弃疾确实似乎不屑与儒生为伍，他竭力与谦谦君子划清界限，从政为官，都是由着自己的想法，显得特有个性。此后他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依然采取严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为类似于西汉的“酷吏”，效果自然显著，据说使奸盗屏迹。
淳熙七年(1180)，辛稼轩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创建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其时不少政府职员认为辛弃疾此番作为是劳民伤财，并请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时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弃疾虎虎有生气，竟然将“金子牌”藏匿起来，严令施工人员在一月之内建好飞虎军的营房，如有违期，军法从事。当时正值雨季，辛弃疾断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并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结果所需瓦片两天之内凑足。
一般而言，专家们从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弃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挠的执着，不过这么巨大的工程，据说“经度费钜万计”，能够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军法从事的故事不会太少。中书舍人崔敦指斥辛弃疾“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想必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此后，辛弃疾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当时江西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样令人挠头的麻烦事，又被辛稼轩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发扬了雷厉风行地作风，在大街小巷贴出八个字的告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究竟有没有商人被流放或斩首，史书上缺乏相关资料，总之南昌的物价顿时稳定下来，辛弃疾还对处于饥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把所买十分之三的粮食拨给了信州。大灾过后论功行赏，“帝嘉之，进一秩”(《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由宣教郎提升为奉议郎。
光宗绍熙三年(1192)，53岁的辛稼轩起为提点福建刑狱，次年又迁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传闻辛弃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杀掉了。当时福建治安状况不好，经常有海盗出没，辛稼轩这样认为：“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缓急奈何”福州就是强盗的老巢，盛产刁民，怀柔安抚无济于事，因此他决定施行铁腕政策，快刀斩乱麻。这种铁血政策见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强盗不被杀死，也被吓死了，总之是一片升平景象了。
辛稼轩的大刀政策吓坏了文质彬彬的朝廷官员，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辛弃疾“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宋会要·职官》)。当然，指责辛弃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铁，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据有关专家考证，辛弃疾一度亲自审问长溪县的囚犯，一次就释放了五十余人，这不证明了辛稼轩的仁慈心肠么哪怕这释放的五十人与处死强盗数目相差甚远。
辛稼轩果敢刚毅的名声树立起来，连朝廷要员都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担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王(淮)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周必大)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王淮相中了辛稼轩的才干，有心任命他为一方诸侯，但周必大决定反对，因为周老担心辛大侠所杀的那些人会被史官算在自己头上，可见辛大侠所斩杀强盗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历来人们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之事很少提及，或许他们认为辛稼轩所斩首的无非是叛徒、强盗、刁民、奸商，这些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辛弃疾镇压农民起义军一事，也被判定为地主阶级的局限行为而予以谅解。更重要的是，历来辛稼轩都被认定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悲剧人物，后人理应对他表示同情，怎能忍心再去批评他呢看看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传记，它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辛弃疾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果真如此吗有位研究辛弃疾的前辈郑重指出，对辛弃疾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全面甚至是毫无依据的，因为我们在面对自己景仰的历史人物时都容易犯一种溺爱症，即不顾历史事实夸大历史人物所受的委屈。辛弃疾有没有委屈呢？自然是有的，唐宋那些文人谁没有委屈，有几人没有贬谪的经历，即使那些著名的奸佞，也少有一帆风顺的。辛弃疾有没有受到重用呢相对而言还算是被朝廷重视的。虽然他闲居了十八年，但也先后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湖北转运副使、湖南安抚使、福建安抚使、浙东安抚使等，多次独挡一面，成为一方的军政要员。在南宋那个时代，他没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极端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不是悲剧人物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的尊重，正如喜欢用铁腕手段来处理问题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喜爱一样。他是一个词人，是一个豪杰，而不是一个圣人，他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很意外。
南宋文人谢枋得在祭辛稼轩墓记中写道：“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闵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结豪杰，智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
他对辛稼轩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清人陈廷焯却不无顾虑的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他认为辛弃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桓温一类的奸雄。谢枋得与陈廷焯谁更接近真实的辛稼轩呢答案无从寻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辛弃疾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庸庸之辈。
横征暴敛
最早开始系统考察辛弃疾的经济问题的，是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在其《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状况》，罗老首先抛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辛弃疾的生活格调与其收入存在严重反差。辛弃疾前后赋闲达十八之久，在没有工资收入的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滋润。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稼轩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钱钱、田田、香香、卿卿、飞卿等六位侍妾，儿子则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儿至少二人以上。这样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仆，日常消费自然相当巨大，但稼轩似乎很少为经济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阔绰。
岳珂《桯史》卷二记载：“嘉泰癸亥岁，改之(刘过)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绍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辛得之大喜，致馈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别，周之千缗。”对新结交的朋友刘过，辛稼轩款待其一月有余，先馈赠百千，临别又周之千缗。
辛弃疾有首《最高楼》，词前有一序言：“吾拟乞归，大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当时他在福建任职，受到弹劾，即将离任，儿子劝阻他，说尚未置下田产，辛词人就将其大骂一通：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个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辛稼轩还曾说过“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那么稼轩究竟有没有求田问舍呢他的田产究竟有多少呢
淳熙八年前，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庄园，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稼轩，他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
这所庄园又有多大呢
洪迈的《稼轩记》云：
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济南辛候幼安……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靡，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文章中提到的建筑有“集山楼”、“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涤砚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词中常常言及还有“带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楼”。这么多地名，想必庄园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小，据说在庄园完工之前，朱熹曾进去偷偷窥视一番，结果大惊失色，后来把这见闻告诉陈亮，陈亮则写信给辛稼轩，劝说他不能太奢华：
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龙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说这么壮丽的庄园，他生平未睹;罗忼烈教授说朱熹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会如此大惊小怪呢可见辛弃疾的庄园不是一般的宏丽。接下的问题是，辛弃疾财富从何而来呢罗忼烈教授采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继承大笔遗产的可能性。二十三岁的辛弃疾一口气从山东跑到建康，即使在沦陷区有大笔财产，也来不及带出来。今天我们尽可以把辛家的祖业想象得十分丰厚，但无论多丰厚的祖业都葬送在金人的铁骑之下。罗教授还特别指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只是一名穷县令，不像卓王孙可以分童仆百人、钱百万给女儿。指望从岳丈家得到大笔财产也是不现实的。
罗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辛弃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禄。辛弃疾做官的日子不过二十年，其中有些还是穷官职，按照《宋史·职官志·奉禄制》来粗略计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积下来也办不到。此外辛弃疾也不够资格被皇帝赐金赐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贾。总之，罗教授指出：“他的经济来源是很令人怀疑的，要尝试解释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
辛弃疾的贪污行为，时人早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来了，他的几次离职据说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轩在江西安抚使任，同年十一月，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还没赴任，就被御史王蔺弹劾免职，罪名则是“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王蔺把“严刑峻法”还放在“横征暴敛”之后，可见他认为若是一片为公而“严刑峻法”，罪尚可恕;若是因贪污而残暴，就是罪大恶极了。
同在这一年，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写给他一封信，语气沉重地描述了下层官吏残暴贪婪的情形：
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击、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厌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为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民，刼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刼于庭庑械击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仅以自免，而曾不得执一字符以赴诉于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五)
陆九渊愤激地指出：“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罗教授说：“其实当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不独江西一路为然，以稼轩的精明能干，断无不知之理;以他那种敢作敢为的个性，也不会因为有所顾忌而隐忍姑息。那么是不是另有乾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辛稼轩用商船贩运牛皮，路经南康军，被朱熹截获，朱熹《与黄商伯书》记载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辛帅之客舟贩牛皮过此，挂江西安抚占牌，以帟幕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仅三数辈。初不肯令搜检。既得此物，则持帅引来，云发赴浙东总所。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昨得辛书，却云军中收买。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朱文公大全集·别集》卷六)
光宗绍熙五年(1194)秋天，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任上时，被谏官黄艾弹劾他“残酷贪饕，奸赃狼籍”。次年冬天，御史中丞何澹斥责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宁宗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复起知隆兴府，“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又被免官。在那样一个时代，贪污等罪名也可能是政敌的诬陷。不过，一再成为把柄，似乎也说明问题比较严重。
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非常不同意香港大学罗教授的看法。他的直接证据是辛弃疾所拥有的庄园规模并不大，“在宋代，凡被称做田庄或庄园的，主要都是以大片的农田(起码要几百亩)为主，再配合一些附属的建筑物如碓房、粮仓、牛棚、打谷场和庄丁的居舍等等，而辛家的带湖居第，则只是附有小园林的一个宅院。罗教授称之为大田庄或大庄园，是根本不对头的。”
邓广铭教授不仅对罗教授的结论表示质疑，而且对南宋洪迈的记述以及朱熹的见闻表示怀疑。作为文学家所写的那个《稼轩记》能够作为史料么哪个文人在写这类应景文字时没有自己的想象与夸张呢邓老质问说，洪迈所见到的只是一个施工设计图，或许文章的那些建筑只是规划项目，只是空中楼阁。邓老还指出，为什么只有朱熹感叹辛稼轩的庄园华丽，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尤其是与辛稼轩交往密切的上饶朋友都不置一词呢
辛稼轩的“稼轩庄园”究竟有多大？
辛稼轩究竟有没有贪污行为
这都是严肃的学术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辛稼轩自己的态度似乎也比较矛盾，一方面他有读书人的清高，反复表白自己对功名富贵弃之如旧鞋子，“富贵非吾愿，皇皇乎欲何之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水”(《哨遍·秋水观》);另一方面，他对富贵的生活似乎兴趣很浓，“一杯莫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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