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4年春天的一个夜晚。
这个夜晚改变了詹长麟的一生。在这个夜晚，他只有两个选择：在日本总领馆卧底;或是用那把手枪立即结束自己21岁的生命。
詹长麟选择了前者。与日本人的战争，并不一定发生在战场上。
詹长麟1913年出生在南京，15岁时入国府警卫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国府警卫旅被编入当时的88师，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未几，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1934年的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8块银元。
这时的中国，正值内外交困，日本已经霸占东三省，图谋着整个中国;而国民党也在加紧对红军的围剿。时局动荡，年轻的詹长麟也一直没能找到好的营生。
虽然去给日本人做事让詹父心存芥蒂，但一则只是仆役，并不为害国民，二则报酬算得优厚，詹父便让小儿子詹长麟前去一试。
当时日本总领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不会窃听到日本人机密;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
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十分满意，便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日本人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的4号房间。
詹敲开房门时，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我叫赵世瑞。”他开门见山，“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詹长麟听了大吃一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当时收集外事情报的部门，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情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了你，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固然危险，但毕竟是为国效力。詹长麟立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
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65，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10元薪金。
詹长麟从此潜伏了下来。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包括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他都默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每碰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詹长麟就悄悄带回家，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抄录，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他做了个假邮戳，盖在信封上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没露出过破绽。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成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带回去交给他。
这样的“间谍”工作每日都要冒着极大风险。
一个中午，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在休息，散步的散步，打球的打球，詹长麟就悄悄进了总领事的房间。他先翻了翻废纸篓，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突然，门外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詹长麟一惊，忙关了抽屉，装模作样地拿抹布擦桌子。进来的是副领事，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生了疑心，“咚咚咚”走过来，眼露凶光，逼视着詹长麟。“啪”的一声，一个重重的耳光落在詹的脸上。詹又惊又怒，咬了咬牙，直挺着没动。副领事没抓到什么把柄，怒冲冲转身离去。詹长麟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这之后的很多天，詹长麟表面上像没事人一样，内心却紧张不已，此后他行事更加小心谨慎。
1936年2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成了“同志”，都效力抗日，收集日本人的情报。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在日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
沉默的地下工作就这样一天天继续着。
日军进南京城之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悲惨的图景之下，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甚至，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家恨、国仇和长期在日本人手下劳作的压抑交织在一起，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
腥风血雨后，六朝古都全城笼罩在日军的恐怖统治下。
日军血洗南京城，仿佛是要刻意告诉中国人：不归顺日军，会有怎样的下场。幸存的南京市民看着日军耀武扬威，敢怒不敢言，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詹氏兄弟还要继续潜伏下来刺探情报，必须回到日本总领事馆做仆役。忍字心头一把刀。虽然身负家仇国恨，詹氏兄弟却只能强忍着胸中的怒火。詹长麟明白，自己赤手空拳，如果和日本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1937年8月日本总领事馆关闭，詹氏兄弟也暂时回家。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改设在鼓楼旁之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
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到1940年11月才“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因此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直到1940年11月，日本当局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
白天里，詹氏兄弟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但暗地里却加紧刺探情报。他们心里已经不再满足于日常的情报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给日本人致命一击，报仇雪恨。
詹氏兄弟白天默默做工，悄悄刺探情报，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在旁人眼里，他们也许只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苦等了一年半后，机会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詹长麟立即把这一情报向上报告。
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
日伪众高官受邀参加酒会。日方计划参加酒会的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一次投毒行动在同时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与日军同归于尽。
对于惨遭日寇铁蹄践踏的南京人民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复仇机会。隐忍了许久的詹长麟毅然接受这个任务。
“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詹长麟仔细研究了投毒的程序后提出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6月9日通过哥哥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
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詹氏兄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离别饭后，家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上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预定计划，事先就请了假：“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趟医院。”
宴会就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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