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日，英国地方报纸《卡姆登新日报》首次披露了列宁的“毕生挚爱”阿波里纳利娅·雅库波娃的照片。2015年4月，俄罗斯史史学家罗伯特·亨德森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它，终于让这张遗失了近一个世纪的照片重回世间。
列宁夫人称她为“黑土地上的原生力量”
几十年来，雅库波娃的神秘面纱让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遐想不已。她与列宁有着复杂的关系，关于在政见方面有互不相让的争论和分歧，列宁曾向她求婚却遭拒。
她曾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最亲密的盟友，却最终互生嫌隙。不过，克鲁普斯卡娅仍然羡慕地称她为“黑土地上的原生力量”，精力充沛的革命家，有着闪闪发光的棕色眼睛，浑身散发着“鲜草”般的自然香气。
亨德森博士是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一名俄罗斯史专家，2015年4月他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找寻另一名年轻的俄国革命家vladimir burtsev的资料时，意外地找到了这张照片。亨德森说，当知道有可能找到雅库波娃的照片时，自己“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找寻”。
亨德森最初找到的一些资料显示，莫斯科档案中有两张可能是雅库波娃的照片。但是第一张已经无法找到，另一张照片中是一位迷人的、长相很有特点的年轻女子，这就是雅库波娃。这张黑白照片隐藏在一捆文件中，拍摄于雅库波娃被囚禁于西伯利亚战俘营时期。
她真的很美！
“能够发现它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亨德森说，“一百年之后，雅库波娃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这就是档案研究的乐趣之一，往往大部分成功都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雅库波娃曾拒绝了列宁的求婚
据资料记载，雅库波娃的父亲是一位牧师，20世纪初，27岁的她来到英国伦敦。而在此之前，雅库波娃因政治活动被囚禁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但她设法逃了出来，长途跋涉7000英里(约11万公里)，来到伦敦，住在摄政街一座现已拆毁的建筑中，靠近伦敦市中心的大英图书馆。
之前在俄国时，雅库波娃曾在圣彼得堡女子高等课程学校的物理和数学系学习，每天晚上和周日，她还给工人们上课。在这期间，她与当时还是列宁未婚妻的克鲁普斯卡娅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来到伦敦后，雅库波娃在伦敦东区精心策划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辩论会，同时，她还是伦敦怀特查佩尔地区组织讲学社辩论会的关键成员，直到意识形态差异将这个联系紧密的组织变得四分五裂。在此期间，雅库波娃又遇见了克鲁普斯卡娅，并结识了列宁，她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心人物，三角恋也就此发生。
雅库波娃最为人所知的是她曾拒绝了列宁的求婚，1964年，此事被美国记者路易斯·菲舍(louis fischer)披露了出来。一直以来，学者们对列宁是否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争论不休。
“她真是个美人!”
亨德森说。
“不管是不是真的，从她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雅库波娃拥有很多品质，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无穷的精力，这足以吸引这世上最铁石心肠的人。”
列宁曾指责她是无政府主义
1902至1911年间，列宁断断续续地住在伦敦，与雅库波娃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策常有争论和冲突。雅库波娃倾向于“有组织的民主”，劳动人民可以更多地参政议政;而列宁支持“中央集权主义”，由一小群职业革命家发号施令。
亨德森博士在论文中写道，“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列宁指责雅库波娃是无政府主义，这样的论调对她影响很大，以至于她觉得浑身不舒服。”
随着两人的分歧不断增加，这种狂风暴雨般的关系也不断发酵，克鲁普斯卡娅在一封“言辞尖刻的信”中谈到这位昔日的好伙伴，“对我来说，雅库波娃现在是个陌生人。说实话，我不能接受她的婚姻(与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者konstantin takhtarev的婚姻)。”
亨德森说，列宁唤雅库波娃“lirochka”。在多年后写给她的信中，列宁写道，“恰好在给您的信里不得不常常谈到斗争(笔头上的)，这也许很不合适。但是我认为，我们昔日的友谊使我不能不采取这种完全直率的态度。”信件收录在《列宁全集第44卷》中。
1908年，雅库波娃和丈夫回到圣彼得堡，但是据亨德森说，之后他们的遭遇无人知晓。据悉，最后一个熟知她的人叫takhtarev，1924年他形容雅库波娃是“我无私的朋友，为了解放劳动事业高尚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亨德森写道，“可能是由于列宁或者克鲁普斯卡娅的命令，或者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这位工农联盟的重要成员没有被写入历史。她去世的时间大概在1913年至1917年之间。”
同时代的人称雅库波娃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聪明、坚定、果断并且非常真实。” 亨德森说，“就像其他很多被从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中除名的人一样，雅库波娃应该得到迟来的认可。”
据悉，亨德森的研究论文在2016年12月刊的同行审议杂志《俄国革命》(revolutionary russia journal)上发表。
【附：列宁写给雅库波娃的信】
致阿·亚·雅库波娃10月26日
昨天收到您10月24日的来信。依照您的请求，我马上回答您。
我现在不能把信转去(指转给普列汉诺夫)，因为按我现有的地址，我不能用夹带的方法，而只能用化学方法写信，但是我没有时间用这种方法把信转抄一遍。昨天我已把信的要点写信告诉了收信人，希望不久就把信的全文通知他。或者您把信用化学方法抄在未装订的书里，那我就可以马上转给他。
我将把地址通知给姐姐，因为她9月间没在巴黎，所以你们未必能同时在那里。我想您已按照我给您的地址给她写过一封短信了。
现在来谈正事。
您的来信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印象。除了通知地址和叫我转交东西以外，信里就只剩下了责备——实际上纯粹是不加任何解释的责备。您的这种责备几乎到了挖苦人的程度(“您认为这样做是有利于俄国工人运动呢，还是有利于普列汉诺夫”)，不过，我当然不打算和您互相挖苦。
您责备我“劝阻了”他(指列宁给普列汉诺夫的答复)。您把我的话表达得极不确切。我记得很清楚，我并没有写得这样绝对和肯定。我写道：“目前我们难于提出意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预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作出决定。应该弄清楚什么，我的信里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完全弄清楚《工人思想报》是否真正有了“转变”(像通知我们的那样，像我们有权根据你们建议普列汉诺夫参加这一点所推论的那样)和究竟是怎样的转变。
对于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您却只字未提。
我们认为，《工人思想报》是一个同我们有着严重分歧的特殊派别的机关报，这您是早就知道的。几个月以前，我和您的那封重要信件的收信人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为这个派别的机关报工作;很明显，既然我们自己都这样做，我们自然建议别人也这样做。
但是，《工人思想报》“转变”的消息使我们很“为难”。真的转变了，就能大大地改变事情的面貌。因此，很自然，我在信中首先就希望了解转变的详细情况，而您对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也许您认为，在您给朋友(指尔·马尔托夫)的信中已经答复了我提出的关于转变的问题也许您认为，既然给普列汉诺夫的信是您代表《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写的，您给朋友的信，也可看作是编辑部的看法的正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就要作出这样的结论：一点转变也没有。如果我错了，请指出我的错误。前几天，又有一位普列汉诺夫的积极支持者来信谈到《工人思想报》的转变。但是，在我同您通信的情况下，没有得到您的证实，我当然不会听信这些有关转变的“传闻”。
我还是马上坦白地说了吧(尽管有惹起新的责备的危险)。我完全支持我的朋友(您写信给他的那个人)，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如果没有转变，“我们不得不和你们斗争”，假若有，就必须认真地弄清楚，究竟是怎样的转变。
您给朋友的信上说：“如果问心无愧，就请斗争吧!”他自己当然会回答您，但是我请求以个人名义回答这一点。既然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互不了解、互不信任、互不协调(我说的不只是《工人思想报》，而是在家里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的气氛已经形成，并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分裂”，进行斗争就完全问心无愧。为了摆脱这种令人难受的郁闷的气氛，可以(而且应该)欢迎一场猛烈的风暴，而不仅仅是一场笔战。
用不着那样特别害怕斗争：斗争可能激怒某些人，但它却能够澄清空气，确切地直接地确定关系——确定哪些分歧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完全走另外一条道路的人，哪些是在细节上有分歧的党内同志。
您来信说，《工人思想报》犯了错误。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但是，不经过斗争怎样能把这些局部的错误与在《工人思想报》上显露出来的、在《信条》中达到极点的倾向分别开来。
[附注：例如，在您给朋友的信中就有误解和“经济主义的”倾向。您强调必须进行经济斗争，必须善于利用合法团体，需要听各方面的反应，不应背向社会等等，这都是对的。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如果您认为革命者的看法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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