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邹国栋，宁卫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轻松感。
因为他还在反复纠结于邹国栋在临行前，提醒他的那个关于鱼和熊掌的问题。
本来只是一个取舍的问题，看似非常简单。
但是代入他的现实生活却遇到了天大麻烦。
孟子当年打这个比方的时候，显然只是考虑到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贵贱的取舍标准。
但是若要把这个比喻硬套在宁卫民遇到的情感选择上，麻烦就出现了。
因为他无法确定身边的两个女人哪一个是鱼，哪一个是熊掌。
他只有先确定了谁是鱼，谁是熊掌，才有可能按照那个舍贱取贵的标准去做出选择。
而且这件事没人可以帮得上忙，宁卫民只有继续自己寻找答桉。
如果以征服感带来的满足和个人的偏爱来衡量的话，那么问题很容易解决。
显而易见，成熟美艳，鼎鼎大名的松本庆子比一张白纸的曲笑更为诱人，更让他迷恋。
更易对他产生荷尔蒙的吸引和冲动。
甚至他们相处一直都很默契，许多事早已不言而明。
他们的交往没有以非得走入婚姻殿堂为前提，这点谁都明白，这也让他感到放松。
所以松本庆子是熊掌，曲笑是鱼。
可是如果要抛开单纯的两性吸引，以理智去考虑实际问题，就麻烦了。
因为宁卫民内心的深处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对松本庆子的好感中有较大冲动性。
他也预计到年龄、国籍、各自的家庭和事业，还有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文化分歧，必然会对他们的关系的维系造成阻力。
甚至还有许多客观存在的困难是眼下一时想象不到的。
这样的两情相悦能维持多久实在不好说，要修成正果——难啊！
而反过来对于曲笑，却不是这样的。
八十年代的华夏，国内环境普遍很纯真。
人们生活中留住的传统东西还很多，包括对待金钱和爱情。
有更多的人在自己的生命与理想、事业之间划起等号。
也有人为了追逐爱情不惜舍弃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似锦前途。
曲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就意味着，和这个从没谈过恋爱的姑娘交往，责任感就得放在首位了。
一旦确定恋爱关系，那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否则各方各面都没法交代。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从才貌相配还是工作关系，又或是国内环境来考虑。
如果他们在一起，显然会顺利为身边的人接受，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肯定收获祝福。
即便婚后的生活也会更合拍，需要面对的困难会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他好像如今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
地铁口的那一瞬间，曲笑对他含情脉脉的样子，让他忽然间意识到这丫头也是个能让他心动的大姑娘了。
那么以最终的生活目标为出发点的话，曲笑又变成了熊掌，松本庆子又变成了鱼。
可是最大的麻烦也就出现在了这里，他怎么来确定判断的标准呢？
是先图眼前快活一时，暂且不考虑未来怎样？
还是干脆安分守己，一步到位？
不过不管怎么说，邹国栋还有一点说的对。
他不能用时间来当做拖延的借口，这种事儿注定会伤害一个人的。
那么拖延得越久，对那个人伤害也就越大。
就这样，从机场回去之后，宁卫民思想斗争特别激烈。
就是在他到底更喜欢谁，该放弃谁之间做斗争。
母庸置疑，这么思考两个女人是件心累的事儿，尤其是在轻松愉快圣诞气氛的对比之下。
实际上，日本社会整体，每年从圣诞节临近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新年气氛了。
形单影只，心乱如麻，还要准备回国行李的宁卫民，对比身边到处大吃大喝，拿着奖金买东西，欢声笑语的日本人，就越发显得悲催。
最后想来想去，没有头绪，他干脆放弃了，坦然承认自己在情感选择上的懦弱和优柔寡断。
觉得还是先去京都履约，带着行李和曲笑汇合再说。
就像那首苏芮的歌似的，“还是跟着感觉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啦……”
可让宁卫民万万没想到的是，虽然当他潜意识中刚刚萌生出一种念头，希望靠命运之手来选择情感的方向，他就如愿以偿了。
老天爷果然满足了他，又一次主宰了他的行动，替他指明了要朝哪里前进的方向。
只不过这次是以一种很另类的办法帮他做出的决定。
这份儿特殊的恩赐落在他的身上，这滋味可并不那么好受，甚至有点心惊肉跳。
怎么回事啊？
敢情就在12月30日，几乎已经到了年末根儿上，宁卫民都准备好了大部分行李的那天。
他名下位于一座5丁目6番8号，那座花了两亿一千万円，最早拿下的三层小楼出事了。
因为是阿巴托性质的铁皮房，又年久失修，三层天台上放杂物的篷房顶子，居然被夜里突降暴风雪的大风掀飞了。
断裂的大铁皮砸中了相隔不远处写字楼的一家公司的玻璃窗。
结果因此惊动了警方。
宁卫民很快被警方找到。
然后用警车带到事故现场，需要他签字画押，并承担相应责任。
不用说，这件突发的事故可是把宁卫民给吓坏了。
因为真要是弄出人命来，或是有人受伤，赔多少钱先放一边，弄不好他会被赶出日本去的啊。
他在东京这半年的努力布局，重大筹谋就会付之东流啊。
那还谈什么宏图大业啊？也别割什么日本韭菜了，只能铩羽而归。
但好就好在事发的时间是晚上，现场并没有人受伤，只有财产损失。
而现在的宁卫民不但有自己的律师，而且早就通过左海佑二郎给名下房产买了各种保险。
将近七十八万円的维修费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了，于他个人而言，经济损失不大。
于是宁卫民再顾不得后怕，也顾不得其他了，赶紧做好一件事。
第二天，一点傲骨没有，去跟受损的物业公司和租户赔礼道歉。
他答应马上排除所有危险可能，并保证不再出现此类事故。
而且除了应有的赔偿，还送了物业公司和租户贵重的礼物。
如此，才成功取得谅解。
然而后面怎么拆除楼顶上那毁损篷房的其余部分，却不是一般的困难。
因为眼下可忒不是时候了。
打个比方，大年三十你要在国内想雇工干活有人愿意来吗？
这都不是钱的事儿了，宁卫民想请为自己装修的公司帮忙根本没戏。
人家直接就拒绝了，说公司已经放假。
可要是不紧急拆除，拖到新年假期后又不行。
谁知道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事故呀？何况警方也不答应啊。
就连律师都提醒宁卫民必须尽快处理周全此事，否则就事儿大了。
最终，宁卫民被逼得有点没辙了。
只能是用重赏把自己书店的两个店员给叫来帮忙了。
再加上谷口主任的好心协助。
以及左海佑二郎作为连带方，责无旁贷的辅助。
他们几个“二把刀”才在一天之内，把天台的篷房残余部分都拆解下来，运进室内去了。
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书店店员的手还划伤了，被送到医院打了破伤风针。
而宁卫民更惨，因为身子骨单薄，冒着风寒干活。
压根就不适应体力工作的他不但笨手笨脚，手臂剐蹭伤不少，而且还受了风寒。
从12月31日晚上十点多，他回到赤坂公寓就感到头疼，身体疼，不舒服。
连打开电视看nhk的红白歌会，边等着庆子的演出，边吃寿喜锅都没味儿。
最初他还以为是累着了，或是冻着了，喝杯家里带来的小酒儿缓缓，洗个热水澡睡一觉就好了。
可事与愿违，也许恰恰就这杯茅台酒喝坏了。
1986年新年的第一天，多好的日子，凌晨两点，他居然发起高烧来了。
吃了自己从国内带来的退烧药和消炎药后，他一直睡到中午也没见好转。
而且还咳嗽，难受的厉害，根本没法出发去京都。
于是想了想，他只好给曲笑打了长途电话。
简单解释了一下自己这边遇到的突发情况。
他就说“目前看，我实在没法出门，只能爽约了。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回国，把我的机票退了吧。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说。”
曲笑听了后当然很担心，当即表示自己也不回了，马上要去买火车票转道东京，好照料宁卫民。
宁卫民听了感动是感动，可很不好意思。
就说让曲笑放心回国。
其实自己没什么，已经吃了药了，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
然而曲笑仍执意前来，争了几句，宁卫民因为实在疲惫，也就不矫情了。
他就说，“你愿意来就来吧。不过我这儿除了药，什么都没有。因为计划要回去，冰箱里的东西都处理掉了，空空如也。辛苦你再买点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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