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奖下发之后，日本全国都迎来了消费狂欢。
除了那些从事派遣和兼职，只能打散工的人，但凡有正式工作的日本人在这个时期都欣喜无比，各自盘算奖金的用途。
不过这个问题上，不同年龄的日本人，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作为此时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正值四十岁左右的黄金工作年龄的人，还是理性者偏多。
就像谷口主任，他们这代人是二战结束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日本称作“团块世代”。
尽管他们进入社会时正好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鼎盛期。
但因为这一代人在小的时候吃过苦，晚饭的咖喱汁里没有肉是常态。
所以他们对于贫困深感畏惧，哪怕日子富裕了，还是不敢随心所欲的享乐，毫无节制地太过挥霍。
像谷口主任跟宁卫民聊天时就回忆过，说在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前，他们还过着缺少电器的日子。
像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一直与他的日常生活为伴。
直至1964年奥运会一来，这古老的一切才走了。
可以说，他们这一代日本人，其实和生长在共和国五十年代人有一定共同点。
塌实肯干，朴实本分，格外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追求。
往往在奖金到手之前，差不多就已经规划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用处。
除了把奖金用于还房贷、车贷和信用卡欠费外。
许多人还要为子女留出一大部分作为教育经费。
其余还要为自己养老谋划，或是存银行或是买些金融产品去投资。
所以他们真正用于生活享乐的花费，除了买几件衣服、办办年货，去较好的餐厅吃一餐，最大的开销可能就是去旅游了。
正如谷口先生和谷口太太所盘算的那样。
然而相比起来，他们的年轻后辈就不是这样了，那是属于追随欲望去消费的一代。
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大城市的日本人，被称为“新人类一代”，差不多可以对标共和国的七零后或者八零后。
他们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度过童年，是完全不知道战争和战后物资匮乏滋味的这一代人，常常受到长辈“没有忍耐力”，“被宠坏了”，“没有常识”之类的责难。
这些新人类大部分人的小时候，都经历过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的生活。
像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都是他们亲眼见证怎么进入自己家庭的。
上学的时候，大多数人家里已经可以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
这种生活的改变让这一代人都觉得很赞、好酷。
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
所以别看这一年的八月份，《樱桃小丸子》漫画原作才刚刚开始连载。
但一经推出就获得了超高人气。
归根结底这部围绕着淘气小学生小丸子及其家人日常生活展开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发日本读者的热捧。
除了诙谐幽默逗趣儿外，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这部漫画作品反映该的是战后一代日本人的共同记忆。
《樱桃小丸子》的故事以二十世纪六十年末至七十年代初为时代背景，小丸子恰恰就是生于日本黄金年代的“新人类一代”。
所以对这一代人来说，生活好像一直都是越来越甜，没有贫穷的担忧，花钱就格外大手大脚。
他们对于奖金的用途远不像他们父辈那样有规划，而且习惯于用信用卡透支。
住宅、汽车、家电、游戏机、名包、名表、名牌服装，他们什么都想要。
吃喝玩乐的享受也不可或缺。
餐厅、酒吧、柏青哥，滑雪、温泉、出国游，还有迪士尼乐园。
当下，在各种娱乐场所寻欢作乐，花钱如流水的主要就是这一代年轻人。
因此奖金发得再多，对他们也好像不够用，他们毫无疑问成了这个时代的消费主力。
哪怕左海佑二郎和香川美代子这样穷乡僻壤苦出身的孩子，他们也相信今天无论花掉多少钱，明天也可以通过努力赚回来的。
要不为什么明明身负巨债，还敢在请客时摆那么大的排场呢？
这就是乐观的情绪在发挥作用，简直就像罗大佑的歌曲名儿一样——明天会更好。
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却还不算对未来预期最为乐观，最敢花钱的日本人。
因为仅仅比他们晚出生几年的学弟学妹，也就是1965年到1969年出生的人，在这两方面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才是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以及坚定的消费主义信徒。
由于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就恰逢日本经济泡沫膨胀，企业大量招聘雇员的时期。
像谷口主任子女的这一代人单独构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泡沫一代”。
他们从小树立起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对他们反而显得陈旧落后。
在他们的童年，之前那些严禁他们的哥哥姐姐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反而开始鼓励他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
因为整个日本社会从那时开始，就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而当他们长大，日本社会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
甚至因为有经济专家预判未来日本社会会出现用工荒，许多企业已经开始进学校抢人了。
不光名校毕业生成了香饽饽，就是谷口主任的儿子，谷口辛佑这样的三流大学生，也有企业需要，以优厚待遇招揽。
所以他们这“泡沫一代”，那才是心气儿高到了天上去，把人生中一切的美好都当成理所当然，把及时行乐当成唯一追求的群体。
他们反正不担心明天，玩儿的就是心跳，因此也是最能花钱的人。
别看年纪不大，出手却大方。
他们不但需要他们这个年纪最需要的体育用品、游戏机，摩托车，运动鞋。
也效仿比他们更成熟的哥哥姐姐们，学着化妆，谈恋爱，买奢侈品，出入高级场所消费。
没钱都不要紧这个年代又不愁工作，既可以打工挣钱，也可以找自己老子要嘛。
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想要钱就更容易了，援助交际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兴起的。
这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女性获得合法的就业机会还没多久，男人花钱又太过大手大脚。
那么受到物欲的驱使，许多女孩子都渴望用最快的赚钱方法来感慨获得可以让同伴们羡慕的高档皮包和高档服装，也就顺其自然的和有钱男人泡在了一起。
没人觉得这种事羞耻，她们只担心自己衣着寒酸被朋友和熟人看不起。
这种心态其实目前的共和国也可初见端倪、
只不过那得换一个名词儿，我们国人把这种现象叫做“傍大款”罢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对于发了奖金的日本人来说，眼下就到了所有的人都要比赛花钱的时候了。
而且再这种比赛中，越年轻的“选手”越不在乎，越不把自己劳动所得当回事，这就是这个时代日本社会最为堕落和疯狂的一面。
像这种崇尚奢靡，把钱不当钱的不良社会风气，别说那些从苦日子熬过来的“老鬼子”们看不惯。
对于外国人，特别是在日工作的外国人，更是为此深受刺激。
别处也不说了，就说说坛宫饭庄银座分店。
那些跟着宁卫民来到东京打工的国内职工在这种时候就倍感五味杂陈，情绪上出现了重大问题。
为什么呀？
就因为同工不同酬，不患寡而患不均啊。
他们又不是宁卫民，怎么可能用高出常人的眼光，去理解这种事情的本质呢？
他们也没有宁卫民的手段，或通过参与金融投机游戏，或通过当坛宫饭庄的房东收取房租，来增加个人的收入。
他们只知道大家都是打工人，他们工作的甚至比这些好逸恶劳的日本人更卖力。
但偏偏他们的收入明显拉胯，远远比不上这些日本雇员。
平日工作中也就罢了，看着那些日本客人带着漂亮女人光临。
除了点鱼翅、燕窝这样的高档菜，还喝十几万円、二十万円的法国红酒。
虽然他们也会觉得那种花钱如流水的奢侈程度很夸张，但这些坛宫的国内职工并不眼红。
毕竟日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能在银座这样高档餐厅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富即贵的社会名流。
这种对于常人的奢侈生活，对人家本就是司空见惯，人家从小到大就是这么活的。
他们很清楚自己和这些顾客之间的悬殊差距，完全不是可以比较的人，那有什么可难过的？
但是，让他们很难接受的是，那些坛宫雇来的日本服务员，居然也在收入上大幅超过了他们，这就有点不可理喻了。
因为这些家伙明明就是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什么技术啊，都是日本人堆儿里垫底儿的主儿。
甚至这些家伙其貌不扬，连个头儿都不高，要是生在在京城，他们连坛宫招聘的初试都过不了，形象上就给刷下去了。
但就因为是日本人，居然每天就靠引领客人，为客人点点菜，就能拿到每月四十万円的薪水。
而且每时隔半年，还有相当于两月工资的奖金。
对于这种优厚的待遇，让那些国内的职工们可就真有点吃味儿了。
三十五万円、四十万円的工资加七八十万円的奖金！
合着这一个月，这帮能吃不能干的小鬼子，个个都成了百万富翁！
换成美元都有八千块了，要换成人民币，那是好几万！
妈的！凭什么？
凭什么大家都干一样的活儿，甚至他们还干的更多，但这帮小卡拉蜜一个月挣得数儿，却足够他们这些真正的行家里手，恨不得忙和一辈子的！
这也太不公平了，哪儿说理去？让人没法不生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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