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真的是要讲点缘分的。
宁卫民成了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要知道，皮尔卡顿和宋华桂给他厚待，都别说国内了，恐怕找遍全球也不会再有。
这并非单指着高职厚禄，股权赠予，而是指他们彼此间建立起的良好关系。
通常情况下，一个老板能在表面上给下属创造出一个彼此平等的感觉，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可皮尔卡顿和宋华桂给宁卫民的更多，那简直是像长辈对待孩子一样的对待他。
只要能讲出道理，几乎他想干什么，都会由着他的性子，放手让他去做。
做出了成绩，赏必厚赐。
一旦做错，惩罚却是高举轻放。
这样的宽容，这样的信任，这样的赏识，别说职场里属于凤毛麟角的情况。
恐怕许多家庭之中，父母对亲生子女都做不到。
别的不说，邹国栋这样和宋华桂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宋华桂面前都没宁卫民说话管用，这就够可以的了。
细琢磨起来，两位老板待宁卫民，居然有点像乾隆对福康安，或者是乾隆对待和珅，谁能说这不奇妙？
所以旁人嫉妒也是嫉妒不来的，攀比也是攀比不了的。
这是为人的异数，也是为人的艺术。
总之，成为股东后的宁卫民，个人状态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意气风发”。
这绝对不是他太过年轻，心浮气躁导致的。
实际上在荣辱不惊上，他已经修得了几分功夫。
他知道“越是得意时，越不能翘尾巴”的道理。
而且已经基本能够做到禁拉又禁拽，禁捧又禁拍。
反过来，他待人越发和气与客气，无论是对待同盟还是对待下属。
可问题是，旁人的态度也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可是他阻止不了的。
哪儿都少不了熘钩子，拍马屁的主儿。
而且公司内部还有好事者把这消息从公司传到了外界。
于是也就招引来了各路锦上添花的人，几乎快把宁卫民埋在花堆里了。
尤其是宁卫民因为公司业务具有特殊性质，又打造了许多知名文化活动，与官员干部、各路媒体和文艺界人士都有接触。
所以他的功成名就，在酒色财气，功名利禄方面的乐趣，也就比常人会感受到更多。
比方说，如今许多政府部门知道他是皮尔卡顿公司的股东，了解他和重文区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自是不敢小觑。
这让宁卫民的交往层次直接跃升。
像房管局和工商局就比往日对宁卫民殷勤热情了许多，处级干部已经不足以接待他了，都是一把手二把手亲自招待他。
宁卫民除了能从这种重视中获得更多的心理满足，也能掌握更详细、更灵通的市场消息、有关政策。
此外，许多知名文艺圈人士也以认识他为荣，甚至还有以身相许意思。
如刘晓芩，就以“干姐姐”自居，自作主张为宁卫民专门组织了一次别有用心的私宴。
把什么京影厂的方抒，刘苳，宋嘉，还有京城电视台主持人田鸽，都给请到她宿舍来了。
在这四个还没男朋友的厂花、台花的面前，把宁卫民这“干弟弟”好一通夸。
那场面真可以说是“只见山花烂漫时，丫在丛中笑”啊。
要不是宁卫民深知自己谁都喜欢，谁都不爱的秉性，绝对不为此时的国情所容。
硬是装作不解风情，只天上地上的神侃瞎聊，完全无视了几个姑娘盯着鲜肉一样亮莹莹的眼神。
要不是这年头的姑娘还都很矜持，很含蓄。
尤其心高气傲有点姿色和名气的姑娘，更是需要男人主动出击，而且得用心诚去追的。
很可能这天，“刘漂亮”也会像日后的“马漂亮”一样，给宁卫民“拉成皮条”了。
反正这么说吧，无论熟悉的生疏的，求得着求不着宁卫民的。
就因为他的身份里有了皮尔卡顿华夏公司的股东一项，都上赶着攀附，扮出笑脸。
这样的众星捧月足以销肌毁骨。
这样连绵不绝的糖衣炮弹，一般人还真难把持得住。
所以饶是宁卫民还找得着北，也不免有点晕头转向。
尽管他故作沉稳，也难免脚踩棉花，心思荡漾。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样的状况让宁卫民名声在外，实际的好处也是有的。
否则，历史上对孟尝君的评价不就成了傻蛋了吗？
那几十年后的王某聪，又岂能指点江山，呼风唤雨，粉丝者众？
宁卫民也是一样，无数求着他占便宜的机会，也被人主动送至了他的面前。
模特圈子里的那些带着桃花颜色和香味的事儿咱就不说了。
4月1日起，“第二届锦绣东方模特大赛”已经开幕。
除了曲笑和石凯丽这俩丫头是真单纯。
其他无论有男朋友的没有男朋友的，哪个模特不往宁卫民身边凑啊？
要不是宁卫民色大胆小啊，坚决不敢在八十年代玩什么海天盛延，弄不好他都能脚踏数条船了。
还有那靠春晚的小品红透了全国陈培斯，这么大的腕儿。
照样不能不低头，通过宫海滨求宁卫民赞助他的电影。
敢情继《瞧这一家子》和《夕照街》两部电影上映大获成功之后，陈氏父子就有心走专业喜剧演员的路线。
陈老爷子想的比较简单。
他除了认为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之外，看重的就是喜剧比较安全。
他过去演反派吃过的亏大了，既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愿自己儿子以身涉险。
陈培斯就比较有抱负了。
他主要是受到日本最长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触动。
才决定以“二子”为主人公，也拍一个长系列的京城市井喜剧电影。
希望能塑造出一个活在人们身边的小人物，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
只不过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东方卓别林”这条路实在不好走。
面对许多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父子俩自己筹备的第一部《父与子》就难产了。
要知道，此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
经由国家批准，才能组织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
影片完成后，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
演员和导演都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得厂里让拍什么才能拍什么。
另外意识形态上，喜剧片也不受待见。
以片种而论，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地位也远低于“艺术片”。
说白了，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从上到下，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
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经济利益。
甚至八十年初期，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
所以在拍摄之初，这“求名分”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
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在前，全没用。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给自己的电影弄“准生证”。关键是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
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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