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对价格这么清楚？说明你也想买嘛！”
“我，我不想买，我看看还不行啊？”
“别吵吵了，我说两句…”
陈建军一般不发表意见，但凡想说两句，就是主意已定，道：“电视就别想了，以我们家的实力根本弄不到货，那是有门路的人家才能看。
自行车也不用买，你妈平时不用，我骑单位的。
我觉得应该给你买一块手表，你也不小了，有块手表方便。”
“诶，这个对！戴块手表，上哪儿都能让人看得起。”
于秀丽同意。
“手表啊，行吧，那就买一块。”
陈奇点点头，人的运势可以通过佩戴物品改变，这个他很有经验。
就像上辈子，他本来桃花运很差的，后来买了一块百达翡丽手表和玛莎拉蒂，诶，运势瞬间改变了，还总有妹子说车上空调不好，上来就脱衣服，烦不胜烦…
“至于录音机呢…”
陈建军挠挠头，忽然嘿嘿一乐：“其实我也想买，本打算攒点钱的，现在正好。”
“陈建军你要脸么？拿孩子钱满足自己私欲，你党性都哪儿去了？”
于秀丽训斥。
“行了行了，谁买都一样。那就定了，一块手表，一个录音机。”陈奇笑道。
“这得花多少钱呐，眨眼就没了。”于秀丽心疼。
“没了我再挣，今天八百，明天就八千了。”陈奇安慰她。
人们对这个年代的普遍印象，就是穷。
也确实穷，但分地方，分群体，这时候有一些人是挺有钱的，比如大工厂的工人，好岗位上的国企职工，有一定级别的干部…
他们本身工资就多，平时也没有花钱的地方，单位全包了嘛！
自然就能攒下钱来。
当然如果放到全国，尤其是农村，那就不忍看了，农民忙活一年能见到钱就不错。
手表的牌子挺多，比较著名的就是上海牌、海鸥牌，京城本地还有个bj牌。
上海牌大概120元。
陈建军暂时没弄到手表票，只有买录音机的票，就先买了录音机。
去年，商业部搞了一個“赴香港考察小组”，以每台93港元的价格，买了1万台盒式录音机，运回来定价每台200元人民币（当时100港币约等于30人民币）。
人们从下午开始排队，等到了第二天早上，把柜台都挤碎了。
今儿是周日，休息。
眼下是单休，1995年才变成了双休，直到2024年也没真正落实。
一家三口齐出动，专门来到王府井大街的市百货大楼。
这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百货商场，张秉贵就在这里工作，张秉贵有不知道的么？一位卖糖果的售货员，全国劳模，人大代表，比任何一个明星都要红。
他坐公共汽车，有人给让座，去洗澡，有人给他搓背，病重住院，国家领导人纷纷探望。去世后百货大楼在广场立了铜像，领导人给题的词：“一团火精神光跃神州”！
这里的商品最全，周日人多。
三口人随着人流进去，没着急买，先随意转了转。
一楼是卖雪花膏、洗头膏之类的地方，但给张秉贵专门开了一个柜台卖糖果，人山人海都往前挤，以能买到他亲手抓的糖果为荣。
他有个绝活，叫一把抓。
顾客要二两，他一抓就是二两，要半斤，一抓就是半斤，据说平时拿小石子练，刻苦练出来的。
劳动最光荣，这年代可不是说说而已，张秉贵和时传祥都是典范，有人说他们有编制，给你编制，让你天天掏大粪，你干么？
陈奇也想瞅瞅，奈何挤不进去，只得作罢。
溜达了一会，到了卖录音机的柜台，这里人竟然也不少——陈奇有点想乐，这感觉就像“不是说经济不好，挣钱难嘛？怎么一个个都比我有钱？”
由于中日友好，最早进入内地的一批洋牌家电都是日本的，松下、夏普、日立、三洋等等。
我们熟悉的录音机，是能装两盒磁带，好几个喇叭，很大只的那种。现在是单卡，只能装一盒磁带，体型较小，但很厚实，跟大砖头似的。（文末有图）
三口人挺幸运，没碰到缺货的事情，最终花了200元，买了一个三洋牌单卡录音机。
“妈呀，这么个玩意就要200块钱！”
“怎么不去抢啊？比自行车都贵，我们又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早晚让你们败光了。”
于秀丽不断唠叨，陈建军忍不住道：“我们家几年才添一个大件，又不是天天买，咱俩工资都还可以，儿子也出息了，不至于。”
“就是，该花就花！”陈奇笑道。
“你们爷俩已经向资本主义投降了，没眼看没眼看。”
爹妈还想继续逛逛，陈奇懒得动，抱着盒子先走了，一路人人羡慕，目光火热，这就是最靓的仔。
下了楼，刚出大门口，忽然有人扒拉他一下。陈奇吓一跳，以为抢劫的，转头一瞧，却是一个戴帽子的贼眉鼠眼的家伙，声音很尖锐。
“哥们，刚买的录音机？”
对方见他警惕，笑了笑：“别担心，我是做生意的…伱要带子么？”
带子！
陈奇眼睛一亮，问：“你卖磁带的？”
“看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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