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振恒，凶。
摇摆不定，凶险。
为人处世，若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态度摇摆不定，左右为难，肯定是很危险的。
另一位中兴名将契丹人李光弼（708年－764年8月）就是现成的例子。
与郭子仪历四朝不倒全功保身不同，李光弼差点晚节不保。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郭子仪为人宽和大度，而李光弼则更加严厉苛刻。因为性格不合，两位中兴名将最初的关系并不怎么好。
两人曾同在朔方军中担任牙门都将，因相互看不惯，两人平时连话都不肯多谈。后来，郭子仪受命接掌朔方节度使，率兵东征平叛。李光弼以为郭子仪会公报私仇，借机打击报复，犹豫再三后找到郭子仪说：“我情愿一死，只求你赦免我的妻子儿女。”
郭子仪则搂着李光弼的肩膀道：“当今国乱主迁，哪里是心怀私怨的时候呀？”随后举荐其担任河东节度副使，参与平叛。
两人冰释前嫌，携手平定安史之乱，并各自立下不世奇功，时人并称“李郭”。
平定安史之乱，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的是李光弼。他治军严整，足智多谋，被誉为“自艰难已来，唯光弼行军治戎，沉毅有筹略，将帅中第一。”
这个评价，比郭子仪还要高。
但正因其功高盖世，遭到了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等人的嫉妒和陷害。
与郭子仪唾面自干不同，李光弼和仆固怀恩一样，也是心中暗生怨怼，久而久之渐生异志。
公元763年，在吐蕃攻占长安唐代宗出逃陕州一役中，除郭子仪以外，李光弼也被急召勤王。
郭子仪应召而来，最终以几百人吓退吐蕃，立下奇功。而李光弼则以各种理由迁延未至。
吐蕃被击退后，唐代宗为笼络李光弼，拟任命他为东都留守。李光弼却称诏书未至，公然率军返回徐州，试图拥兵自重。
他以治军严整着称，一向令行禁止，诸将畏服。但因这两次谜之操作，诸部将渐生怠慢之心。李光弼悲哀地发现，人心散了，队伍不那么好带了。
而且，唐代宗迅速做出反应，一边遣使抚慰李光弼，一边命人将李母接到长安居住，并厚待其弟李光进。
谁都知道，所谓厚待只是幌子，说得好听而已。实际上，唐代宗已有两个关键人质在手，就看李光弼怎么办。
究竟是反还是不反呢？
部将不再同心，而命门又被拿捏，李光弼彷徨无计，很快忧郁成疾，于是向朝廷上表自述遗志。
不久，李光弼在徐州病逝。
唐代宗给足了他排面，为其罢朝三日，并追赠太保，谥号武穆。其灵柩送归长安后，唐代宗又派人前往吊恤，并命百官送葬。
据说李光弼临终前，属下问他死后该如何安排。李光弼叹息道：“我长在军旅，不能回家奉养母亲，是不孝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平心而论，在对待李光弼的问题上，唐代宗做得足够理智且仁义。在治政方面，他比其父唐肃宗也更有作为。
他接手的唐朝，内忧外患不断，国内经济凋敝，农桑失业，财赋锐减，边境则屡屡有吐蕃等异族犯边，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捉襟见肘。在这种局面下，他重用理财专家刘晏，兴利除弊，使民不加赋而国富饶，同时也做到了安功臣而诛奸邪。
他不仅厚待郭子仪，抚慰李光弼，就是对两度引外敌入侵、酿造边境大患的仆固怀恩，他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帝王气度。仆固怀恩死后，他厚待其母，使她得以颐养天年，又册封其幼女为崇徽公主，嫁于回纥牟羽可汗。
唐代宗并非没有意识到宦官专权的弊病，先后定计以雷霆手段诛杀了李辅国、程元振和鱼朝恩，去三大奸如杀犬羊。
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唐代宗擅用帝王权术，每每“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何谓帝王术？
所谓帝王术，简而言之是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与术，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曰民治，使民富而民服；二曰吏治，使官吏忠诚而勤政；三是己治，通过修养德行，平衡各方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如何解决这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般认为，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子》以法、术、势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以法治民，以术驭吏，以势固权。
其核心关键词，是势。
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因为对于帝王来说，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才是最重要的最值得关心的事。于是，平衡一词，经常被认为是帝王术的终极奥义。
巧妙的利用皇权培育多方政治势力，令其相互制衡，相互掣肘，从而达成自己超然的权力和地位。
这意味着，皇帝要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以维持权力天平的微妙平衡。这是一种高级而精巧的“振恒”，比在黄河壶口瀑布之上走钢丝还要危险。
唐代宗利用宦官的嫉妒来抑制实权将军的势力增长，又利用宦官间的相互猜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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