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尔顿珠对蒙古的处境可是了如指掌。
1921年，外蒙古在e国的支持和鼓动之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在政治制度上也理所当然的选择与e国保持高度的一致。
e国本想有一个忠实的小弟跟着他打江山，可事与愿违。
自从外蒙古“革命”成功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外蒙古政坛就出现了激烈的讨论，一些民族觉醒人士和先进人士，对该走上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如何发展经济制度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并且有严重的分歧。
1932年，e国就不乐意了。
我能扶持你闹革命，也能革了你的命。
为使外蒙古不偏离原本的政治轨道，e国和共产国际不断对其内政进行干预。这样强加干预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外蒙古更加尖锐的政治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外蒙古也是如此。
在积累的大量的不满之后，外蒙古的牧民爆发多场起义。
因为e国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日积月累的红色土壤，而外蒙古属于“大跃进”。
相当于给一个原始人一台笔记本电脑，他能用得惯嘛？他只能嫌弃这个笔记本砸核桃还没石头好使？
那既然如此，你强迫我使用笔记本电脑，那我的石头就没用了，就来砸你的脑袋。
如此恶劣的局势，让e国、共产国际和蒙古人民革命党意识到：
在当时所执行的基础政策不适应外蒙古社会现状。
193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九大，把新政方针作为党的总路线，实行政治多元主义，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新的政治政策为外蒙古带来短暂曙光，e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外蒙古内政干涉。
本来欢欣鼓舞、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外蒙古人民开始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时候，国际局势再度发生剧烈的变化。
随着苏联与日本领土矛盾不断加深，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对外蒙古内政干涉，再次影响该地区的政治走向。
当时外蒙古领导层选择的政治走向跟e国的路线完全相悖。
斯大林就派工作组好言相劝，劝他们收手。
可这帮外蒙古的“革命者”好像是革上了瘾，俨然忘了自己是如何发家，直接以人民的名义拒绝了工作组的建议。
而e国与外蒙古领导层的分歧主要存在于如何对待喇嘛和寺庙。
斯大林认为，为了抵抗小鬼子的侵略，外蒙古增加军费、扩充军队。
但是此时寺庙已经掌握了外蒙古绝大部分的财产，甚至还有一些蒙古牧民听从寺庙的要求，不参加外蒙古军队。
斯大林匪夷所思，怎么能让一个寺庙比一个政府更有话语权，外蒙古牧民怎么能把应该上供的税赋捐给整天无所事事、蛊惑人心的喇嘛？
于是，斯大林建议当时的外蒙古的根登政权必须消灭喇嘛和寺庙。
1943年，斯大林与根登会晤的时候，非常愤怒，并且直言不讳：
“在你们国家形成了两个独立政权，一个是根登政权，另一个则是喇嘛政权，喇嘛政权更加强大。”
斯大林还主张在外蒙古成立内务部，专门解决寺庙和喇嘛的问题。
内务处倒是成立了，但是迟迟不动手，e国派到内务处的顾问无奈之下便离开了外蒙，临走之际向内务处负责人最后一次传达斯大林的建议：
即所有的喇嘛都是反革命者，在群众面前必须公开按照祖国叛徒进行惩罚，必须严厉打击喇嘛和寺庙。
根登对此极为不满，言下之意就是外蒙古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你一个e国的顾问不过是来提提建议而已，还真把自己当成一盘菜了？
根登于是给斯大林写了一份信，交给了苏联顾问，信件主要表达了两观点：
一，不能暴力的对待寺庙和喇嘛，防止在外蒙古境内发生剧烈的冲突，而是要采取逐渐立法的方式，限制寺庙的发展。
二，也不能机械性的扩大军事规模，强制自由散漫的蒙古牧民加入军队，而是要扩大技术兵种、购买军事军备。
外蒙古实际领导人根登的这封信实际上就是死鸭子嘴硬，他一个被遥控的政府能有什么话语权？
e国对外蒙古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境地。
再加上小鬼子控制的伪蒙古军在边境线不断的试探、袭扰，这让担心西伯利亚交通运输线的斯大林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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