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远了，扯远了。继续听，继续听。
周敦颐继续道，“人是得到阴阳五行的精华而生的，心事最灵的，是先天具有天地之五性的，是善。人先天的善性感于外物而后动，就有了善、恶之分。因而，要将阴阳五行和圣人之道有机统一起来，将圣人规定的中正、仁义，以静为主导，确定了人的最高标准。
嗯，莫非是人道？
咦，没有触发。看来不是此关重点，或者说是方向。
说穿了，我的‘道’就是，太极（动静）→阴阳（动静、变合）→五行（顺布、妙合）→男女→万物。就这样由太极经阴阳的变合而生五行，这是属于无极的世界，属于大自然的范畴。在五行以下，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到万物化生，是立人极的一个世界，组成了社会和人道的范围。将他们二个世界合二为一，就组成了大千世界，一个多彩世界。
接下来，张载讲了阴阳二气，五行也是气。他认为阴阳不是道，更不是其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而是气，气是万物生成与毁灭之所由。
程颐、程颢认为，五行是“天之道”，五行是气，但不能认为是一气。天地万物都是阴阳、五行所生，也都是具有五性，因而从五行、五性言，万物皆备于我。阴阳之说的发挥和新解，肯定了五德终始说的合理性并推及于日常之事。
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理是天下万物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就是宇宙万物和伦理道德的根源，是宇宙万物和社会人事的当然法则。
陆九渊则认为阴阳就是道，太极就是阴阳，阴阳就是五行。人生天地之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故为最灵，而人之心含蕴天地之万理。
王守仁则认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不可以用言语来穷尽，而只在于“知道者默而识之”。而其也偏向于心，“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致良知。
王廷相认为，元气就是道体。所谓“元气”是无形之气，有形之气谓之生气。所以有气就有道，气有变化，道也就要有变化。“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气之体，则为阴阳，所谓“阴阳也者，气之体也”。阴阳生物，不仅有序，还有规则。
正所谓道理千万条，我只信奉那一条。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一条，当然是指对我有用就拿来哪一条。
古往今来，不管是哪朝哪代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才会生存下来。好比如天文学与阴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与阴阳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主要职责是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早期，天文和星占是一回事。星占家即天文学家，也可以说是早期最早的实践阴阳家。
与阴阳五行观念不可分的天干、地支符号，最早也是用于历法的记年、记月、记日中。久而久之，人们又发现天空上的星辰与人存在天人感应。
这就开始了星区的划分。分别是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五星、七曜（七政）。这样分野理论的产生，那么简单的星占就开始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相传宋景公时，火星停留于心宿，即所谓“荧惑守心”。景公惧怕,将星占家子韦召来，问他:“荧惑在心，是什么原因呢”子韦说:“荧惑，表示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这个祸害会波及君王。不过，也可移至宰相。”景公说:“宰相是我令他在治理国家，嫁褥下他，不是祥兆。”子韦又说:“可以嫁祸于民。”景公说:“百姓都死光了，我还成什么国王还是我一个人死了算了。”子韦说:“可以转嫁给年景。”景公说:“百姓饥饿，必死无疑。为人君者欲杀其百姓来救活自己，还有谁把我当国君呢这是我的命数尽了，您不要讲了。”子韦听了景公这些话，拜倒在地，向景公致贺，说“天之位高而耳贱”，就是天之地位虽高但一定会听下面的人的话。景公三次不肯将天罚转嫁别处，有此仁心，必得天的三次奖赏。
子韦大胆地预言:当天夜里火星会自动地移到三宿之外，景公的寿命也会延长二十一年。结果，这天夜里，火星真的移出了三宿。
根据分别理论人君要有担当祸患则必能感动上天，预测人世间事物的变化，定能知凶吉避祸害。
渐渐的星占术开始逐渐成熟，早期的主要划分为日月占、行星占、恒星占、彗星占四种。
有传巫咸是卜筮的第一人，也是早期的星象家，其所涉猎天占、日占、月占、五星占、二十八宿占、流星占、杂星占、客星占、妖星占、彗星占等。接着出现梓慎的‘春天无冰现象’等灵验星占术。裨灶占断郑国江有大火降临以及‘岁在星纪，而淫与玄枵’
当星占术与五行学说开始融合，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分析形象，是星占学的进步和成熟，星占术开始走向系统化和体系化。
五星：岁星、太白、荧惑、辰星、填星（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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