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祺略显欣喜。
毕竟能让老朱陛下同意，难度还是很大的。
老朱这个人吧不坏，可毕竟出身贫寒，因此还是小农思想占据主导，难以接受新思想新理念，比如海禁就是最好的例子。
咱把大海一禁，关起门来过日子，你们这些倭寇余孽还能怎么办？
所以老朱陛下能够同意，属实让李祺颇为惊喜。
太子标脸上看不到任何喜色，反而叹了口气。
“文和，这一次咱们可不能输啊！”
说着，太子标将老朱的原话一一道出。
饶是李祺听后，也是感慨万千。
洪武大帝朱元璋，这一辈子，确实称得上是爱民如子。
别说什么他掀起了洪武四大案，杀了个血流成河、人头滚滚。
关键是，这四大案杀的不是士绅缙绅，就是武官勋贵，毫无例外。
再者，老朱甚至亲自撰写《大诰》，开启了“以民纠官”的先河！
什么是《大诰》？！
这是老朱陛下亲自写定的刑典！
明初洪武十八年，老朱陛下发布《大诰》，也就是整理这一年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官吏们，不要重蹈覆辙。
要知道这《大诰》可是他朱元璋这个开国帝王亲自编写，并且依靠政权在明国推行，是以传播范围极其广泛。
而且老朱规定，“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
甚至，百姓手持《大诰》，可以直接进京告御状！
穷苦出身的朱重八自然知道“天高皇帝远”的这个道理，有些官员在地方上横征暴敛，百姓深受其苦。
于是朱重八同志下旨，鼓励地方上百姓进京告御状，甚至允许百姓将官吏逮捕，押送南京，然后交给他亲自处理。
百姓可以逮捕官员，这放在古代任何一个朝廷，那都是相当炸裂的事情！
毕竟，自古以来，士农工商，阶级森严！
官员士大夫身上可是披着朝廷的皮，代表着朝廷的脸面，而这种行为无异于是弱化了朝廷的威严，但朱重八同志偏偏就这么做了！
当时交通条件落后，从地方到京城要路过不少关卡，百姓经常受到官吏们阻拦，甚至是勒索、逮捕。
为此，朱元璋再次下旨，“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洪武十九年三月，嘉定县百姓入京告状，结果在淳化镇遭到巡检、弓兵的勒索，这件事后来被朱元璋得知，老朱陛下勃然大怒，将阻拦的官吏斩首示众，满门抄斩！
可惜的是，大明只有一个爱民如子的朱重八，这之后的建文皇帝朱允炆、永乐皇帝朱棣等等后续帝王，全都十分默契地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大诰》影响力，尤其是在土木之变后文臣缙绅把持朝政，这《大诰》直接就被他们给取消掉了神圣性。
不到一百年时间，一度家藏人诵的四编《大诰》在大明国内影响不断变小，直至彻底归零。
说实话，老朱陛下这个人，确实是不好评价。
你说他伟大吧，他确实伟大，他可以为了平民百姓，编写那很是离谱的《大诰》，可以坚决执行反贪反腐，逮着贪官污吏就往死里整，不是剥皮就是活剐，这一点上来看，洪武大帝朱元璋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帝王。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朱重八同志，很多事情，做得并不地道，或者说是他的“小农思想”、“家天下”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
就比如那路引制度，按照大明律令，百姓凡是离开所属地百里就需要路引了，不然的话，士兵以逃兵论处，百姓以偷渡论处。
偷渡最轻那也是杖八十，打完即便侥幸不死那也肯定残了废了。
而且申请“路引”也是个麻烦事情，得先向本乡里甲申请，再呈报州县审核，核准之后发给“路引”。
“路引”上面要注明姓名，年龄，住址，事项原因，起止地点还有返回期限。
之所以这么麻烦，就是朝廷有意限制。
所谓“路引”，就是出行凭证，其本质就是朝廷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将人口束缚于土地上的一种措施。
原因只有一个，人跑了，地荒了，那朝廷上哪儿收税去？
这里面，读书人不需要，他们可以游学四方增长见识，和尚凭借度牒也可以四处游走，唯有农和工被禁锢得死死的。
这就是老朱，一个思想复杂且又血肉鲜活的洪武大帝。
李祺点了点头，看向太子标。
“我相信冯诚和景隆。”
“当然，也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