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侍！”
王大富大喝了一声，说道：“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在你的眼中，孔家的地位比起各个国家还要高？这就是你们儒家所标榜的忠君？”
这种痛打落水狗的事情，王大富才不会放过。
这个时候，孔游已经豁出去了：“哼！提起忠君，似乎你所推崇的法家才是皇帝的鹰犬吧！”
孔游倒是说的没错，历朝历代，似乎真的是这样的。
法家对自己的定位便是君王的爪牙，只要是君王所说的话，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支持。
但是，有一点，儒家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法家的。
那就是，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似乎是儒家多一点，反而法家很少出现。
但是，法家的大臣，也确实很少有善终的。
大概这都是因为商鞅的原因。
自商鞅开始，法家的人就一直崇尚身死而道不消。
法家的先贤也确实一直是这么做的。
商鞅自秦孝公死后，深知自己因为变法一事得罪了秦国的世族，所以，为了能够维持秦国的变法，商鞅不惜让秦惠文王杀了自己，令秦惠文王能够稳定住秦国世族，得以让变法进行下去。
汉景帝时期，晁错为了能够贯彻削藩的政策，宁愿腰斩于市，令景帝对诸王心怀怨恨，坚定削藩的决心。
以上种种，王大富相信以儒家的人，是绝对不会做出来的。
反倒是那种死脑筋的人，儒家占了大多数。
王大富之所以对儒家有如此深的芥蒂，就是因为一个人。
方孝孺。
在世人的眼中，方孝孺是一个大忠臣，是儒家标榜的忠君爱国的典范。
但是在王大富看来，方孝孺之死与法家那些先贤之死是有根本上的区别的。
就如先前所说，法家先贤之死，是为了能够贯彻君主的意志，是为了他们的政策能够继续贯彻下去。
而方孝孺之死呢？
方孝孺鼓动朱允炆削藩，可是，这个削藩与景帝的削藩又有所不同。
汉景帝时期，汉都长安北面便是匈奴之地，而诸王大部分被分封在了中原南部，相当于朝廷成为了诸王的抵挡匈奴的屏障。
而当时以吴、楚为代表的藩王已经对朝廷有了反心，朝廷到了不得不削藩的境地。
而方孝孺时期呢？
朱元璋分封诸子，诸王的领地都处于边境，为的就是诸王能够成为朝廷的屏障，抵抗蒙古。
而且，当时诸王并无反心，最重要的是，朱允炆在登基之前，便亲口答应了朱元璋不会为难他的几位叔叔。
可是事实呢？
朱允炆登基之后，便在方孝孺等人的建议之下，着手开始削藩，可是，猪王并无过错，便只能捕风捉影来削藩。
比如周王次子有爋仅十岁，朱允炆便以其言削周王。
湘王被人诬告谋反，无以自明，只能和王妃一起自焚以证明清白。
燕王朱棣本就是狼子野心，被逼着吃了三年猪粪，不反了朱允炆才怪。
而方孝孺呢？
靖难之役后，朱棣有心放过他，他却言明要以死明志，甚至逼着朱棣杀他十族。
事实证明，朱棣是一个听劝的人，就杀了他的十族。
当然，朱棣这么做也是因为方孝孺本身是当世大儒，他身后代表的事江南士林，朱棣为了自己的皇位稳定，自然是要让江南士林心服的。
朱棣杀方孝孺的十族，实际上是在杀方孝孺背后的人。
可是，在儒家的评判中，商鞅等人的行为与方孝孺的行为却是有天壤之别。
在儒家的眼中，朱棣杀方孝孺，是自绝于天下士子，自此之后，明朝皇帝便与士林之间存在了很深的芥蒂。
而商鞅他们呢？
在儒家看来，商鞅变法是残暴的，商鞅之所以惨死，正是因为商鞅残暴，秦惠文王是在替天行道。
一个为了理想而选择身死的人，被儒家称之为残暴。
而另一个仅仅是为了自己身后名的人，则被儒家标榜为士林榜样。
儒家的双重标准显现无疑。
正是因为这样，王大富才会对儒家不满。
“法家先贤充当爪牙？谁说的？你们儒家？”
王大富冷笑道：“在我看来，法家充当鹰犬，是君子所为，而儒家的所作所为，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伪君子！”
孔游瞪着大眼说道：“你！”
王大富上前一步，继续说道：“怎么？说不出话来了？是不是准备用你们儒家的终极手段，撒泼耍赖？”
“你个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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