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四年八月，在经历了十四年的统治过后，你的朝臣出现了激烈的对峙，以至于在朝堂上的大臣们很难做成一件事，很难做好一件事，互相之间都对时政有着不同的看法。
开皇十四年九月，楚世昭想要缓和这种激烈的党争现状，却发现群臣各执己见，很难从中调和，于是楚世昭集中控制皇权。
为加强对于各级官员的控制和深入了解下情，特定密折言事之制。
楚世昭完善了大周王朝原有的密折制度，扩大密折的范围和内容。
而密折有助于楚世昭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无论官职大小，无论级别地位，无论出身背景，大大小小上下官吏，都可以密折陈奏。
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皆可汇报。
开皇十四年十月，大周王朝的造纸术技术迎来了重大突破，这显著地提高了知识的流通性，自科举以来，每一次科举都有多达五十多位的士人入仕，其中出身低微的士人往往只有1、2位。
即便楚世昭登基以后，夷灭了许多在大周王朝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然而问题没有得到实质解决，那些在动荡之中幸免于难，立下军功、建立功业的家族在大周王朝成了新的门阀贵族。
开皇十四年十二月，楚世昭为了填充国库的资金，清查亏空，永晋末年财政亏空严重。
为此，楚世昭特意成立了专司审查钱粮奏销的机构——会考府。
由性格周正的文俞总理事务，调查大周王朝钱粮损耗的重中之重。
此外，楚世昭任命郭忧管理户部三库，以整顿财政。
而这样清查亏空的行动，首先在中央进行。
楚世昭下达了旨令，在大周王朝内，利用职务之便挪动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者，发边卫充军；二万两以上者，直接按照侵盗钱粮为例，拟斩不饶。
凡是有犯者即革职抄家，用其家产赔偿国家的亏空。
连年对外征战，地方上的风调雨顺，让楚世昭无暇顾及这些官吏的风气，而今楚世昭再整吏治，各地都开展了对官吏的调查。
开皇十五年，共有三百五十七位或是地方或是京城的官吏在肃清朝廷腐败的问题上连累受罪。
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国库充公，在开皇十五年的极力追缴下，大周王朝的国库至末年已有一千多万的白银，国用充足。
开皇十六年，楚世昭没有沿用‘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为了发展经济，楚世昭鼓励推动贸易，但是却增高了对商人的赋税。
与此同时，楚世昭废除一些没必要的关卡以及相关的关税，从而得以减少商品流通时的一些不必要的程序，更好的促进货物及货款的自由流通，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
封建时代重农抑商的主要原因，就是粮食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要是商人多了，那么农民就少了。
而农民又是赋税的主要来源，加之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必须要重视农业，重视农民。
更何况，粮食还是战争期间的必需品。
没有粮食就活不下去，打仗更是把粮食放在第一位上。
一个国家想要强盛，想要保持活力，保持竞争力，那么粮食的储备就是重中之重的。
明清时期，基本采纳的都是重农抑商的策略。
而大唐的早年，李世民在位期间却不是如此，李世民一改其它朝代的歧视和打压，十分重视商业发展，正是如此，大唐的发展速度才能有如此迅速的变化。
正所谓，不同的阶段，对于局势的判断是不同的。
处于战争期间，楚世昭当然清楚粮食的重要性，可是现阶段，楚世昭更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经济来源作为支撑国家继续前进的动力源。
恰好，楚世昭对外宣战迎来了最大成功，本来大周王朝无力掌控的“丝绸之路”，重新回到了楚世昭的手上。
楚世昭又在西域修建了四个军事重镇，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这样的局势下，为什么不继续促进商业的发展，将丝绸之路打造成黄金走廊。
而且只有足够强大的经济才能让一个国家具备强盛的国力和实力，干什么都没钱，哪怕君主再有作为，也是无用的。
李世民作为一个进取心极强的君主，在位期间开疆拓土，降服海内诸夷，这样频繁的对外作战，到底需要多么强大的国力，到底需要多少钱财？
战争就是烧钱。
一场仗下来，就跟烧自家的国库一样，一夜之间凭空蒸发三分之一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战败了，就是平白损耗。
一个贫穷的国家怎么可能做大做强？
水陆两段“丝绸之路”的兴盛，可以促进大周王朝的经济发展，如果走势比较好，让大周王朝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这换取的收益，是巨大的。
当然，要是楚世昭没有现在那么耀眼的战绩，没有取得丝绸之路，他肯定不会考虑学习李世民这一手。
毕竟百姓活都活不下去了，粮食肯定要放在第一位上。
现在主要是楚世昭暂时不缺粮食，而打西征所要的钱财储备又太大了，一时之间筹备不出那么大的资金，与其干耗着，不如进一步扩大国家的经济财政。
只要能形成以大周王朝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楚世昭的优势就太大了，他完全可以推行大周王朝的货币，强制其他国家使用，从而利用大周王朝的货币机制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
开皇十七年，在丝绸之路东段，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楚世昭修筑了很多支线通丝绸之路，亦称‘开皇道’。
同年，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宣布完工，大周王朝南北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经济发展更加迅速。
开皇十八年，大周王朝的人口增长迅速，但随着楚世昭的年龄上涨，储君之争的格局越发严峻。
太子楚济钺为首的安抚派、养民派和二皇子楚济民为首的勋贵派、军功派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楚济钺认为国家日趋安定，不宜对外征战，应当休养生息，保障百姓的生活才是重中之重。
对此，楚济民却秉持着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在父皇楚世昭的治理下，国家已然走在了强盛的路上，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繁多，他是少数不多支持楚世昭尝试西征，继续为大周王朝开疆拓土的激进派。
事实上，身为君主的楚世昭更加清楚，楚济民的出身注定了他一定要支持西征。
在军功制度的推行下，军户们想要完成阶级的跨越，得到上升，就必须依赖军功。
而对内的清剿山匪，平定叛乱，所得的军功少之甚少，所以很多人内心都渴望继续发动对外的战争，以此来取得军功。
楚济民出身将门，他所结识的人，也大多是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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