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和姚广孝皆微微错愕。
明初国家新建不久，各项规章制度皆还在探索阶段，各部门的权力调整也非常普遍。
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先入为主，以为六部都有固定的职权范围，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而这个权力范围，看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了。
事实上，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
同为刑部，朝代不同，职权范围相差很大。
隋唐时期，大理寺审判犯人，刑部复核。
到了明清，则截然相反，刑部审判，大理寺复核。
即使是在同一个朝代，不同年代，不同皇帝治下，职权都是天壤之别。
朝廷对各部权力范围进行调整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要将刑部一分为二，新设法部，如此之大的变革，还是极为罕见的。
朱允熥对此早有腹稿。
“审判之权，移交法部，刑部只负责抓捕犯人，无权审判。”
虽然这个时代有三法司会审的制度，但在实际上操作中，除了朝堂上极为瞩目的大案要案，一般的案子，刑部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所谓的死刑都必须经由大理寺复核，都察院全程监督，基本上形同虚设。
在判案审案上，刑部发挥着最为核心的作用。
但在朱允熥看来，抓人，审案，定罪，全程操之于一个部门手中，多少有点太远于儿戏了。
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一开始抓错了人，后面多半是不会认错的，而会将错就错。
如此一来，冤假错案必定不少。
将审判权从负责抓捕的机构和人员手中剥离，是至关重要的监督措施，也是最有效最彻底的监督。
其他的巡察，检查，都远远比不上。
不仅仅中枢需要如此，地方也一样。
“都按察使司亦一分为二，另设法司，专司审判。”
“府衙则设法科，县衙设法房，负责审判之问。”
“法科亦如同刑科一般，既受县衙管，亦由法司辖制，双重管理。”
“日后审案判案，原则上地方主官，皆不再介入。”
“无特殊原因，地方主官不再升堂审案判案。”
“若事出有因，要详细记录在册，上报上级，陈明原由，并留好档案，以备复查。”
“除此之外，凡擅自介入审案判案的地方主官，一经发现，严加查处。”
“为杜绝冤案，法部可另外派遣法官外出巡回审案。”
“外出法官不受地域限制，可纠正地方上的冤假错案。”
……
朱允熥将自己的方案，细细讲述。
对于双重管理，他也做了详细的解释，基本上就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在此之前，中枢对地方部门从来没有进行过垂直管理，地方上的权力，都在地方主官手中。
进行垂直管理，无疑是极大的改变。
至于办案与审案分开，以杨士奇和姚广孝的聪慧，自然是一听就懂。
听朱允熥说完，杨士奇赞叹道：“太孙殿下考虑得极为周到，这个法子甚好。”
姚广孝道：“办案审案分立，天下冤狱，可少七成。太孙殿下此举，善莫大焉。”
事实上，古人并非不知道办案和审判要分开，要不然，朝廷也不会有三法司。
但在地方上，为了方便，还是一直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上所有事务都是主官一把抓，分开没有意义。
朱允熥用垂直管理的办法，相对加强其独立性，又禁止主官随意介入，性质就完全变了。
办案和审案判案，才能实现。
一方面，地方主官的任何介入，都有文件和档案呈交上级，说明原由，这也使得他们不敢随意介入。
另一方面，案子不是地方主官审判的，但地方主官仍然有监督之权，一旦发现有冤假错案，地方主官就会主动纠正。
这与自己审判，推翻自己是不一样的。
何况垂直管理后，上面的控制将大大加强，也能杜绝地方贪污腐败，或者询私情枉法裁判的问题。
“那法部的人选？”杨士奇问道。
朱允熥微微沉吟，道：“就将周志清暂代法部主官。”
“至于大理寺，其职权也进行调整。”
“日后大理寺主要负责制定律条，以及对不清楚含糊不清，有歧义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朱允熥想过让大理寺转为法部。
在历史上，也正是大理寺这一机构，最终转为了最高法院。
但考虑到垂直管理的问题，大理寺对下面的机构人员毫不熟悉，而从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则没有这个问题。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办案人员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刑讯，用什么方法办案的，因此在审案判案的时候，反而很容易看出问题来。
大理寺则不如干脆让其变成制定律法和解释律法的机构。
古代对立法工作虽然重视，但他们往往认为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了，就万事大吉了。
后世千秋万代不改。
这是因为古代长期不变农耕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朱允熥很清楚，随着自己持续不断的推进大明变革，大明大跨步走进新时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法律必须要适用时代的发展需求。
立法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现有的《大明律》仍非常粗糙，很多案件的审判，往往是以主官的道德审判为主，带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大理寺的官员，本身就是最熟悉法律法条之人，他们担负其这个责任，也十分合适。
朱允熥阐述了一下自己对立法工作的看法。
“立法要细致，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
“用刑要谨慎，不可量刑过重。”
“另外，以罚代刑，交钱免予处罚之事，自即日起，全面停止。”
“有犯罪而需罚钱者，直接判决罚款即可，但罚款与刑罚不能两相抵消。”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
那就是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交钱，就可以免予刑罚。
比如，偷盗了二十两银子的财物，按律要仗五十，但他愿意交二百两银子，便可以不用挨板子了。
只有杀人案，造反案等特别重大，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才不能交钱免罚。
这一制度，为历朝历代所采用，大明也不例外。
当然，比起汉朝，大明已经好多了。
汉朝甚至有不少官员被判了死罪，交一笔钱后，便免罪了。
大明已经对很多交钱免罚的范围进行不少限制，但仍然有不少罪，还是可以交钱免刑。
在朱允熥看来，这实在太荒谬了。
法律真成了有钱人的法律。
这一条，非改不可。
杨士奇轻轻点头，道：“太孙殿下想得周到，此项确实该废除了。”
眼下大明国库又不差钱，以罚代刑，毫无必要。
但罚款又是必须的。
有些罪，只能罚钱，也必须罚钱。
杨广孝亦轻轻点头，道：“如此安排甚妥。”
“还有都察院。”朱允熥目光内精芒一闪，道：“都察院亦要大改，原来的职责主要作为三法司之一，监督办案审案，日后只作为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察百官。”
“加强都察院的监察之权。”
“对于官员违反朝廷法令，品德低劣等诸多行为进行监察，派出监察御史巡视天下。”
在朱允熥看来，都察院是非常有用的监察机关。
一方面，都察院皆是文官，从上到下，朝廷所有官员对于都察院监察，并不存在任何抵触情绪，天下官员的接受度很高，由他们对官员进行监察，名正言顺。
另一方面，正因为这些人只是言官，且没有除监察之外的任何实际职务，所以哪怕他们掌握了监察大权，也不可能威胁到皇权。
说白了，都察院的御史，在外面见官大三级只是表象。
皇帝要杀他们，就如同杀一只鸡一样的简单。
这与杀武将，或杀其他手握实权的朝廷大臣，都是不同的逻辑。
为什么有明一朝，皇帝仍然不是特别愿意重用都察院，反正更喜欢用厂卫呢？
究竟根源，自然是皇权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对都察院言官的控制力太弱，远远不如厂卫。
言官们动辄用“死谏”来威胁皇帝。
皇帝当然不可能喜欢这些人。
但即使这样，哪怕经常与皇帝对着干，但历经许多个皇帝，都察院监察百官的权力却始终没有被废除。
因为皇帝心中也很清楚，尽管这些言官经常与自己唱对台戏，他们仍然是监察百官最适合的人选。
都察院的言官，可以跪在朝堂外面说：“皇帝，你今天必须要按我说的办，不然我就跪死在这里！”
让皇帝下不了台。
但朝臣们对这种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对皇帝而言，也只是面子上的难堪。
如果换一个武将，或者哪怕换一个有实权的大臣，做同样的事情，那就真要天下震动了，皇权都可能因此而陷入风雨飘摇中。
言官监察百官的好处，就体现在这里。
说到底，都察院威风凛凛的御史，实际上是一群最没有权力的人。
皇帝完全可以当他们说的话都是放屁，不予理会。
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用他们特别会喷的嘴巴，能杀人的笔作为刀剑，去挟制百官。
所以，只需加强对儒家读书人的控制，用都察院的言官去钳制百官，实际上是比重用厂卫更好的选择。
历史上，大明的皇帝都很清楚这一点。
但因为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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