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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往事如烟。
七年之痒，无法避免。
务工带来经济的拮据，在孩子成长的岁月中逐渐凸显。生活中的琐事，相互包容的矛盾逐渐激化，热情被麻木替代，压力被沉默默许，笑容被抱怨斥责。
深知妻务工的艰辛，过罢春节，便一同又去了浙江。
妻仍在工艺品厂上班，我也进了一家民营制鞋企业。“中国制造”正是我们那批七零后、八零后的农民工双手所堆砌，而换来的工资报酬，养家真的是一分钱想掰开用最好。放眼长三角到处是工业区，到处是务工的人潮。
清明节的时侯，工厂放了一天假，我去了周王庙镇寻到了程华的住处。吴友奎、刘小禾同在。
程华的妻子刘秀，是我第一次相见。虽说小孩五岁了，身材保持的特好，林黛玉的脸型着了淡妆，走起路来，腰部轻扭臀部微晃，1米65的身高，特拥有西施的范。
程凤也驱车过来了，变得珠光宝气。留着学生头，带着金耳环、金项链，左腕翡翠镯，右腕金手链，握着诺基亚的手机。她在镇上的酒店准备了丰盛午餐。海鲜、缸肉，狮子头，那是我第一次吃海宁特产。
春江水暖，岸上桃花，乘着酒兴，由程凤带着，我们一起去了杭州西湖。
我们都是第一次观光誉满天下的“人间天堂”。随着徐志摩、郁达夫等文章的足迹，竟然第一次我作了大家的导游。
说不尽苏堤春晓，雷峰夕照，讲不完南屏晚钟，宝石流霞，沐浴着平湖夜月，倾听着曲苑风荷的歌声，沉醉在西湖的春色之中，不觉间便是午夜，我们才怏怏而归。若年以后，当与吴友奎提及这次游西湖时，留诗《梦回西湖》记之——
断桥虽语名天下，堤柳入春依吐新。远处画船盘白鹭，亭前游客摄流粼。栖霞一片故乡色，梦里几回忘我身。难等红颜真情送，熊郎本是断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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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厂工作了半年之后，觉得收入不行，又跳槽到针织厂，针织厂的工作熬夜很频繁，收入还是不行，一个月仅能挣到七八百元，同鞋厂差不多，又跳换到皮衣厂，工资是多了些，收入在每月一千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三个小时，对于我这种拿过高薪，工时又短，工作量又少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我又自作主张离职了，这样断续地换着工作，时间又过了两年，并没有挣到多少钱。与前些年在广东的务工收入相比较，一年连那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情绪上很是低迷，与妻的争吵也多了起来。便负气回了家。
归家之后，便去了岳父家，刚好遇上大舅子回乡为浙江海宁的一家工厂招工，并说同我按招工合同赢利分成的利润对分，在大舅哥的蛊惑下，帮其各乡贴招聘信息，联系工人。
那是2006年，新县乡村还很好找到廉价的劳动力，一个星期之后，妻哥带着前来应聘的八十多人，独自租车去了海宁。走的时候，却并未带上我。那年秋天我又去了北京，为光山县的个体老板做车工。
春节前，随着务工潮的回归，我与妻哥又见面了，而妻哥向我解释他独自去浙江的原因，是他没有把握能让我挣到钱，说现在稳定了，过罢年再让我一起去。
明知他是糊弄我，办得是过河拆桥的事，却碍于妻的情份，过罢春节与妻又一同去了浙江。
到了他所在加工沙发的工厂，我与妻只充当了缝纫学徒工，两个月下来，每月才能挣五百元钱，对于那些初中毕业刚出学堂的少男少女，学徒工的收获很值得，对于我这婚后的壮年，收入相对却是很少了，一夜回到十年前，还没有在东莞的工资高，与妻商量后，她回到了原来的工厂，我也又一次回到了家中。
2008年的春节之后，在回乡创业的号角下，在狭隘自负的认知中，为了生计，为了即将长大的孩子未来教育，带着我的憧憬与美梦，留守在新县，并在县城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农村走向城市，是发展中国家不可逆行的潮流。也是那五年开始，大量的国企重组下岗，大量的城镇土地开发，国家开始了以土地支撑经济开发新一轮扩大资本市场的序幕。房价以阶梯式的倍涨，地产商、开发商、银行开始了收割经济开发的红利，也开始了疯狂收割农民工的剩余资产。也是那一年，北京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开始暴发。
以务工养家糊口的我，拿着手上少得可怜的积蓄，免强上县城的朝阳门，在内侧东边巷子，租来二十几平方的一间门面房，开了缝纫小店维持生计。也是那一年，我也开启了敛财购买商品房的序幕。
那一年，我步入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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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
从寻到此处座东向西的门面房之后，便开始做招牌，将房子又做隔断一分为二、充分利用其空间，幸好房后有大窗，窗上隔层用作睡觉的地方，窗下又隔断，南侧作厨房，北侧作洗手间。余下大门经营十三个平方的空间，也足够了。缝纫机平车，锁边机摆在大门内侧的北边，墙边挂上我曾在熊河桥头开店时剩下的布料，就这样开始营业了。
开始的第一个月，缝缝卖衣服门店与顾客裤脚修理旧衣服，仅能维持生活费。第二个月便有少数客户定制服装。小店的生意逐渐地开始迈向了正轨。
那时儿子十岁，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店后每个星期五下午，皆回村子，等儿子放学后坐上私人的运营中巴车，接到县城同我一起住。
从家里到公路上乘车，经过村西口的旧时村部(也是我小时侯读小学的地方)，里面传来隆隆的机器加工声，而河对面，则是整个熊河村及附近的乡邻榨油的油坊。
我每次回村的时侯，眼晴总是不经意地瞄一眼、村西头河对岸的一排青瓦房油坊，但是在这排青瓦房里，很多年很难再听到从那里传来那种粗犷的毫迈的榨油撞击声了……
一九七九年立秋后我六岁，还不够资格到上学的年龄，跟着母亲去村西头菜园里去摘黄瓜吃。那时把黄瓜当零食水果享受，在童年里是非常奢侈的盛宴了。
那是立秋后生产队第一次分田到户后大丰收，父母亲很勤劳，我也开始吃上饱饭了，精神头儿特足，在后面挎着母亲给我的小竹篮儿一蹦三跳地跟着。
刚出村口，拐过村西头的大队部，我家的菜园便历历在目了。而此时，却突然从河对岸，传来了“嘣通”的巨大撞击声，而不黯世事的我，立即扔掉了竹篮，吓得赶紧跑上前抱住了母亲的腿，接着又接连传来了撞击声，而母亲微笑着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说:
“别怕，这是对面油坊里在榨油呢，吃饭炒菜不可或缺的东西。大白天你怕什么呢！”……
上小学二年级时，由于初级中学搬迁到了我们村东的小学，村西头的大队部变成了村小。立秋后开学不久，便常听到这种粗犷野蛮的撞击声了。
那时教室外我大伯租连环画小人书，上面有兵士扛圆木撞城门的画面，而正看时木搾的撞击声响了，同学们都笑着说士兵在撞城门呢！
河道上那个年代没有桥，而是河埠石与纤陌田埂小道，偶尔好奇和同学们放学后一起去看榨油，为了安全，油坊的大人们不让进，只能在门口偷看几眼，那巨大的圆木被四个壮实的大人推动着撞击木榨的触点，震得房子都跟着轻轻晃动，那种粗犷的野蛮撞击声有节律地幌响着，并携唱深沉又而浑厚有力的号子。火热的青春在澎湃激昂中迸发，血与肉的灵魂在原始中诠释。在那深秋蔚蓝的群山中回响，击漾着深邃的空间，甚是雄壮豪放，在静谧红叶翻飞的山林与夕阳西下的河堰之中，向周围回荡。似仿于古代战场上千军万马征战的号角炮。
到了九十年代 ，在当时老支书与在信阳任职的行署专员努力行动，政府财政的拨款与民间资肋之下，建了“乐意桥”，方便了此处的通行，并延用至今。
渐浙长大后，才知道大别山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成就了这古老的木榨榨油技法的传承技艺。除各个家庭里需榨油外，勤工俭学也拾捡茶籽，由老师带队背柴送茶籽榨油。逐渐便熟悉了这村西头河对岸的油坊。
茶籽米分离晒好，拿在耳边摇响声音清脆后，便可以送到油坊加工了，父亲便叫我帮牵着耕牛，去拉石捻子，捻碎成面的茶籽上蒸笼筝蒸熟做成包饼，放入榨堂中排成一排，塞上木楔子挟紧，然后用圆木撞击法挤压榨堂中的木楔，受到巨大压力与承受挤压的茶饼便流淌出了清亮的茶油。
木榨榨油用圆木撞击木楔挤压茶籽包饼时需三至六位成年男子，前来榨油的乡邻都循环着轮换互助完成过程，在原始野性的力量操控暴发下，相互谐调默契地配合，向木楔点完美粗犷地有节律地撞击着。并伴随着传唱古老而深厚优美的号工调子。
除了榨压茶籽油，还用来榨压花生、芝麻等植物油。压榨花生油时，首先把清洗干净凉晒好的花生炒熟，再用石捻捻碎成面，然后再上蒸筝蒸熟后制成饼坯，放入木榨榨堂内压榨。在大别山一带，木榨的榨堂在制作与设计时，根据木料材质有大小，我们村子的木榨油坊，榨堂中可以放入二十至三十个饼坯，压榨一次可榨起三十至四十斤植物油。每压榨一次植物油称之为“一响”。
而压榨花生油炒花生这个时间段，香飘四溢，浓浓的香气随风漾荡，这时就招来了在四周耕作的乡亲，就寻着香气来油坊喝喝茶 ，间歇一会儿，品一品这香韵十足的花生，相互之间谈侃着今年的农事收益，压榨油的主人与油坊主盛情相待，如人手不够用时，并挽留帮忙打罔工(无工资待遇帮工)推撞圆木榨油。我们孩子在油坊门口的稻谷场上玩耍时遇上了，客气大方的主人便用洋瓷碗或者葫芦瓢装送出来，招呼我们玩耍的孩子，除了饱吃以外，口袋里也装得鼓囊囊的，那时的花生，吃得可真香脆啊，多少年过去了，梦中时时还在油坊品尝乡亲们的花生呢！
如果在闲聊中，有乡亲们说:“今年花生丰收了，除了卖了三百元，还榨了足三响油。”三响油就知道大约有一百三十五斤，需要四百斤花生压榨。童年那时凉晒好的花生卖五角钱一斤，这位乡亲家里那年花生收获了一千斤多点。而压榨茶籽油时，每一个饱响就只能在四十斤左右，花生大约需要三斤压榨一斤植物油，而茶籽米粒大约需要三斤半才能榨压一斤植物油了。
记得陪同父母每次路过村西头听见熟悉的榨油撞击声时，父母亲总会露出会心的笑脸。
“又是谁家在榨油了……”
后来捻碎茶籽改为柴油机作动力。
又过了几年改成粉碎机。
时代在变迁，生产力的与时俱进，随着机械压力榨油机的出现，古老的木榨榨油就慢慢闲置了下来，静静地躺在油坊里。这些年再也难得听到那回荡在村西头河对岸的撞击声了。
在我渐行渐远的童年记忆里，每次陪父母路过听到原始野蛮的榨油撞击声时，便浮现出父母亲满足的笑意。在现在务工生涯里缺少儿女陪伴的岁月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幸福回眸记忆，如在自然界演奏的一场盛大的交响音乐会，在夕阳西下霞辉相映的白露河古道边回肠漾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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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荒废的旧时村部与旧时村小，在近半个世纪支离破碎的记忆里，村西头荒废的老房子，仍静静地躺卧在古老的村庄角落。
在这里，曾安抚了生活，见证了时代发展史。在曾经充满荒凉的记忆年代，也只是仰天长歔……
村西头舍地坟向西，曾有唐时所建谷丰祠，在文革中被毁，参杂着挖掘的墓砖，盖起了村西一排青砖黛瓦的大队部。
文革时太爷因坐镇了一年的武昌府，让参过红军的爷爷背负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大高帽。儿时仍记得红卫兵推着爷爷游村示众，在村西的大队部挨批斗，弄得全家人一脸愁云。一九七九年被平反，一九八三年还领到了参红军补贴的工资。随着爷爷身份的转变，着实让父亲高兴了一回，在为爷爷领到工资的那天晚上，父亲在家自斟自饮兴奋的喝醉了酒。
大队部靠东还有一片水田，依稀记得生产队长用抽水机把河水抽上来，然后用人力水车把水又抽上大队部后小山腰上，然后又用一部抽水机把水抽过村庄后山岭，灌溉后冲的那畈水田，生产队三十多个劳力轮番上阵，大队干部亲自指导，还来了乡干部，场面很是壮观。而晚上，把生产队的劳力组织起来，打着火把，彻夜不眠地挖山，修成一道道梯田。现如今的大部分山上，还依稀留下那时采挖的痕迹。那时叫“翻山取水，翻寨为地“的形式教育。把”农业学大寨”发挥的淋淋尽致。其实在山那边有个水塘，把水放了也能灌田，现在想想那些年，大集体时代生产队里乡亲们有些“工程”干得叫啥事？
后来听爷爷讲，为了搞大办钢铁，生产队炼不出铁来，除了农具，把家里所有铁器都搜去上交，连做饭的铁锅都交出去，砸碎了炼铁上交任务。
那时大队部还有一部东方红牌拖拉机，到责任田分到户后，那台拖拉机就被闲置在哪里停放着。
到了一九八一年，大队部改组村委会，又在宽阔的大院四周盖了东南西三排红砖瓦房，围成了一个四合大院。
一九八二年秋，高山村的初级中学搬迁至本村庄，原先靠村东面河边的村小变成了初中，因教室不够用，村庄西村委会大院东面的新房子，便腾挪成了小学一年级与二年级的教室。
我那年读二年级便在村庄西头读书，课外休息同学们免不了去攀爬村部的拖拉机，有位同学不小心跌下来摔破了头，第二天那台老旧的拖拉机当作废品被人拖走了。
那时学校门口偶尔来了提竹筐卖瓜子的老奶奶。但在那个年代，买瓜子的也只能是村干部与老师了，而我们学生哪里有零花钱买瓜子呢？也只是路过时瞟几眼罢了。
但是校门口每天午后，在阳台上有一份借阅连环画的小摊，摆书的人是我叔公，所以吃午饭后去学校，我都能看一些连环画小说，也让同学们羡慕不已。下午放学后，叔公的书摊摆在合作社的阳台，有时我放学后没有什么事的情况下也赶去哪儿观看。那也是我儿时最热衷的课外“图书馆”吧。叔公是参加淮海战役的解放军战士，虽早已辞世，但我常去新华书店或图书馆，有时不自觉地便想起了叔公那苍老而又弱不禁风的身影。
农村那时侯武打电影很流行，有时村西头旧村部的大院便有人租来放电影。到了晚上，附近村庄的人都赶了过来，旧村部与小学校的大院很是热闹。我们小孩子不用买票。放学后有时不吃饭，就扛着长板木櫈占位置，等着家人的到来。天刚黑，姐姐带来了包着咸菜的米饭团，那时吃得有滋有味、甜甜蜜蜜的，那米饭团吃得可真香呵！
一九八五年，因河对岸敬老院搬迁走了，村里办的地毯厂因销路受阻倒闭了，村委会搬了过去。这样，村西头的房子就变成了村小学。
一九八五年，由于父亲后来当选了生产队长，几个生产队的劳动力日夜奋战，以发放完成村部义务工票的形式，开出了一块操场，供孩子们课间活动或做课间体操，说是操场，也只有蓝球场那么大。后来村小迁至现在的新址，村西的小学被租去做了加工白色荧火石的工厂。
因工厂在村子西头，噪音对住户有一定影响，对环境保护也有一定影响，五年前被勒令停产。而村小也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就荒废在村子西头。
这两年县里在红城旅游的带动下，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对古村落的资源开发利用逐步加强，村庄里修好了基础设施，美化了环境，保护了古代建筑，为整合旅游铺平道路。
而原村西头荒废的小学，村委会已租用给个人。面对着集体土地的逐渐流失，在对集体土地逐渐转变成个人财产的演变，在现实农村中屡见不鲜，但村民的利益却无从谈起，这种现实的土地纠纷，随着农村土地经济价值逐渐地被升值利用，成形的纠纷所带来的矛盾，也正在社会中滋生酝酿……
到了现在，旧村小已经全部拆除，只剩一块荒废的场地，村里准备建旅游接待点，虽说大搞乡村振兴，但目前疫情之后带来经济不景气，地方财政亏空负债，资金到位不及时，就停放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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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看一眼，村西头的那片莱园又荒废了，已经是春意盎然的小树林，旁边一丛丛山竹迎风飘荡，还保留着一丝往日竹园的影子。
小时候，爱玩水枪，是父亲给我做的，取一竹节处锯掉，形成一只能装水的竹筒，然后在竹节交界的节壁内钻一细小的洞，另一边用筷子缠上废棉布，把竹筒口填得密实，形成简单的活塞。用手一推一拉筷子，便可喷水、吸水，节壁的小孔钻得越小，水就会越喷洒得越远。走在五彩斑斓凸凹不平的石板路上，不小心却摔了一跤，同时也摔破了心爱的水枪。
那一年有四五岁吧，竟然悄悄拿起了家里的镰刀，跑到村西口后山的竹园，砍断了一棵竹子，还没将竹子斩出一截，就被看竹园的叔叔给抓住了。
这一下可不得了啦。叔叔把镰刀给挟下，当场甩了两耳光，并拧着我的耳朵拖着我，另一只手还拖着被我砍断的竹子去队长家邀功。
那时是集体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怎么能搞小自由呢？这孩子是父母叫来搞破坏的？这家庭的人怎么这目无管束呢？”队长吼着，\"马上放工了开批判会，毛主席语录是怎么学习的，叫这家封建地主分子好好学习，好好背背这毛主席语录！”
闻讯赶来的母亲，看着被拧红的耳朵，把我抱在怀里，轻声安慰着我。问明我是为了摔破了水枪，而想再做一个时，便哭闹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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