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抗美援朝的决定
1950年6月上旬，我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伟人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确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部署了1950年的中心工作。但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打乱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实施和工作安排。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之际，伟人就已高瞻远瞩，提出要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并部署边防军兵力在鸭绿江边；
8月上旬，朝鲜半岛南端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警觉到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会增加，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9月中旬，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
联合国军向北一路推进，越过了三八线。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越界向北的是南朝鲜军队，而联合国军则停留在三八线附近。
南朝鲜军队进入北朝鲜境内后，几乎未遭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他们一路势如破竹，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逐渐退至鸭绿江边，形势岌岌可危，几近崩溃。
1950年10月1日，麦克阿瑟通过东京的广播电台，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金日成随即带着朴宪永赶往中国大使馆，了朝鲜人民军绝不投降、并将进行焦土抗战的决心。随后，写信给北京，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的请求：
您对朝鲜人民为祖国独立与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多方面的支持，我谨代表朝鲜劳动党，向您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之前，局势对我们来说并非不利。
敌军在接连的败仗中，被我们压缩至朝鲜南部的狭小区域，我们有望赢得最终的决定性胜利，美帝国主义的威信已降到谷底。
然而，为了挽回颜面，并达到将朝鲜变为其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迅速集结了几乎全部驻太平洋地区的陆海空军兵力，于九月中旬以压倒性优势在仁川登陆，随后占领了汉城……
当前的战况异常严峻。尽管我人民军对敌军的登陆展开了顽强抵抗，但前线的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自战争爆发以来，敌军每日昼夜不息地出动约千架各型飞机，对我前后方进行任意轰炸。在我们几乎毫无防空力量的情况下，敌军的空中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各条战线上，敌军在空军掩护下，调动大量机械化部队对我展开猛烈进攻，导致我方兵力与物资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后方的交通、运输、通讯及其他基础设施也遭到大规模破坏，使得我方机动力进一步削弱。
敌人的登陆部队已与南线部队会合，成功切断了我军南北部队的联系，致使南部战线的人民军陷入被分割、孤立的境地，无法获得武器弹药补给，通讯中断，甚至有部分部队被敌军分散包围。
我们判断，敌军很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如果我们无法尽快改善当前的不利局面，敌军的计划极有可能得逞。要确保我们的运输、供给和部队的机动力，必需具备强有力的空军力量，而我们却没有充足的飞行师……
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绝不允许敌人将朝鲜变为殖民地或军事基地。我们一定要立下誓言，哪怕付出鲜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和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全力以赴，编组训练新的师团，并将南部的十几万部队集结于对作战有利的地区，同时动员全体人民，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目前，敌人趁我们处于危急关头，丝毫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如果他们决意进攻三八线以北，仅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将难以抵御这场危机。
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特别的援助。如果敌军进攻三八线以北，我们急切期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直接出兵，援助我军作战。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恳请您给予指示。
——金日成
为了节省翻译时间，金日成直接用中文撰写了这封信。如今，这封信仍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公开展出供人参观。
10月1日晚，中央紧急召开政治局。与会人员全部眉头紧锁，大部分不同意出兵：建国才几个月，要休养生息；对手太强大，为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大国，不划算。
会上决定4日召开扩大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
并将不出兵决定，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乔大叔。
10月3日凌晨，中国政府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政府，郑重表明对朝鲜战争的坚定立场：美军正在企图跨越三八线，扩大战争规模。如果美国军队真的采取这一行动，中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必将进行干预。并请印度向美方进行转达。
然而，正在取得胜利的美国政府和军队，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没有对局势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导致朝鲜战争进一步升级。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0月4日下午到5日全天，接连开了3次。
10月4日下午，会议气氛异常沉重。对于出兵一事，赞同者寥寥，反对的声音却相对较多。
10月5日下午，继续召开会议，大将军立场如下：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宝岛，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就算我们打败了，顶多也就是解放战争推迟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上山再接着打。”
紧接着，表示愿领兵前往朝鲜作战。
与会者慨然。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大将军在会上的坚定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伟人说：“得贤将者，兵强国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在得知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后，金日成随即放弃了撤往东北沈阳的计划，改把鸭绿江南岸朝鲜一侧的江界，作为战时首都。
根据中朝双方协议，中国政府仍然允许朝鲜将被打残的部队，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
朝鲜人民军的第67、68、69师及特种部队共人，集中在湾沟地区；第32、75师及特种部队人，集中在和龙地区；计划在1950年11月5日前，再在延吉地区集结3个师及人的特种部队。
此外，朝鲜人民军的步兵学校和政治学校撤到了通化，坦克训练团撤到了汪清，航空学校则撤到了延吉。为领导这些共十几万官兵的训练，北朝鲜政府专门成立了由民族保卫相崔庸健负责的指挥部，并设立了三个军级指挥所。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封锁政策，新中国难以通过外交途径与这些国家直接沟通。鉴于印度总理尼赫鲁，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个人坚持不结盟的中立立场，同时也与美英两国有较多联系，因此中国选择印度，作为与西方沟通的第三国。
10月6日上午，召开军委会议，讨论了入朝作战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以及指挥所组建等问题。在出国前后的宣传报道方面，方针如下：
“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导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10月7日，联合国召开大会，通过了美国提案：
首先，联合国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整个朝鲜的稳定；
其次，在联合国的指导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促使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
实际上，这项决议的真实意图是为美军越过三八线提供法理依据。
10月8日，美军跨越了三八线。
中央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令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所辖4个野战军、3个炮兵师立即整装待发，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由东北军政主席高岗负责调配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物资。
当晚，中央派遣总理等人前往苏联，旨在询问苏联对中国出兵的态度，并请求苏联提供武器和空军支援。
10月9日，总理阐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说明了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
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以及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图纸，供中国仿造。
当日，战火已蔓延至中朝边境，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在炮火中化为一片火海。
由于当时志愿军空军力量有限，难以承担战争中的空中掩护和防卫任务。在美国空军掌握制空权，严重威胁中朝军队后方保障和交通线的情况下，苏联空军的支援显得尤为关键。
谁知，这个节骨眼上，美国一架轰炸机，误炸了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苏联军用机场，苏美双方都担心引发冲突。10月1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告知，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苏联派遣空军可能会遇到困难。
13日，就苏联反应，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就算没有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
伟人会上表示：
“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
“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允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8日，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入朝作战的部署与方针。
最终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既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
伟大的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序幕。
尽管苏联空军在战争初期无法进入朝鲜，但承诺将对中国领土进行空中保护，并慷慨地答应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那时候的中国，要单独应对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单是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自身就无法完成。
以1951年第一季度为例，朝鲜战场所需弹药约为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即便是在加班加点的情况下，也只能生产出1500吨。
当时，全球唯一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苏联基本满足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需求，尤其是在停战谈判开始前，几乎有求必应。
1950年11月7日，伟人在发给乔大叔的一封电报中提到：
“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有12个军，计36个师，但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
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换装备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14万支苏式步枪及5800万发子弹，26万支苏式自动枪及8000万发子弹，7000挺苏式轻机枪及3700万发子弹，2000挺苏式重机枪及2000万发子弹，1000支飞行员手枪及10万发手枪子弹，还有1000吨tnt炸药。
11月9日，乔大叔回电表示，同意为36个师提供这些步兵轻武器，并承诺1951年1至2月全部运抵中国。苏联没有食言，这批武器的到货数量与中方要求的完全一致。
志愿军因此得以在朝鲜陆续为34个师更换装备，剩余2个师的武器则用于补充消耗，或分配给军校和军区进行训练。
同时，我们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和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计划派遣海军司令肖劲光前往莫斯科进行商谈。乔大叔次日便复电表示同意。
11月17日，总理致电乔大叔，告知“新的战役即将开始”，并指出“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前线作战形势十分紧迫，急需从驻扎在旅顺的苏军部队中调拨500辆汽车。
当日便收到回复：
“为尽快将汽车交付您，我已指示军方不是从旅顺调拨旧车，而是从满洲里交付新车。
11月20日将向中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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