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利看着满屋里惊愕的眼光，解释说道：“我刚从东蒙省调到太宁省时任九凤山农场的党委书记兼场长。国有农场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对国有农场‘断奶’，我到省城为农场的特色农副产品找销售渠道，看中了晚报发行公司的投递渠道。
但当时发行公司的代投业务出现了问题，我在姚潮汐经理管理的发行公司下面一个发行站当了发行员。后来我们的站长随军离开了发行公司，我又代理了几天的站长，与姚总经理一起探索出了代投的一些报酬制度。
以前，发行公司把代投代卖的报酬分成打到发行站里。发行站长为了个人多得一点，故意模糊业绩与收入的联系，把每个发行员的代投代卖收入计入工资里，每月发放一次。发行员不能直接看到自已的业绩给个人带来的收益，代销代投的积极性很不高。
我拿着正廳级干部的工资，当然不在乎发行员那点代销代投收入，根据发行公司给站里的返点，每天下班前把当天每个发行员的代销代投业绩和他们应得的报酬列表公示，月底按公示的数字发钱。
发行员每天都知道自已代销代投的收入，相互之间还暗中较劲，业绩直线往上升。
发行公司还在我们站里开了现场会，姚经理想公布我由代理站长为正式站长，我只好与她讲了实话，线束了我的发行员生涯。”
李心田接着周胜利的话说道：“晚报发行公司至今还坚持着周书记创造的当日公示制度，今年他们公司已经不再需要晚报的工资投入，明年可以向公司上交利润了。”
听了周胜利和李心田的话，不仅报社的党委成员们，包括张久妹在内，都陷入了深思。
冯程璐像记者采访一样问周胜利，“周书记，你一个廳级干部去当发行员，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的送报，能拉下这个脸吗？”
周胜利说：“人只有做了亏心事或者正在做着亏心事，才会感觉拉不下脸，我做的凭着劳动挣饭吃的事，怎么会拉不下脸。”
他又说：“我是农业技术员出身，与农民一同在地里摸爬滚打同与发行员一起上门送报，我感觉都差不多。”
冯程璐又问道：“你在送报的时候就不怕碰到熟人吗？”
周胜利略为惊讶地反问：“这有什么好怕的？毛爷爷很喜欢调查研究，说‘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我这是亲口在尝梨子的滋味。”
其实，他在扮演发行员时，不仅碰到了熟人，而且碰到的是九凤山农场的员工子女。
别人都没再说话，但心里都很震憾！
他们再看着周胜利的目光里含有尊敬和佩服。
后面是分管党政摊的三位党委成员介绍自已。
周胜利在听完六人的汇报介绍后说：“我今天没有具体的要求，散会后请杨秘书长和唐主任陪我到各部门转转，从明天开始我与每个党委成员和中层正职单独谈话，谈话结束以后再召开党委会。在开会之前，我提出两个具体的问题请各位思考，我在谈话时各位回避不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区区一个单位，有没有必要设立三个办公室？
第二个问题，从刚才分管行政工作的领导同志汇报中得知，目前财政拨款只占报社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几，每年几千万的支出要从我们的报社经营收入中填补，报社目前没有一个专人分管经营工作。
请各位考虑，是不是经营也应该像编务一样有一个专门的管理班子？
中午请张部長一起吃顿饭，大家向部長汇报工作，下午上班后杨秘书长带着我到各个办公室转一转，看看同志们。”
张久妹说：“我把你送来该回去向石书记交差了，到中午时间还早，饭我就不吃了。这顿饭算你们欠我的，等到年底你们全面完成宣传任务、经营计划时我来讨杯庆功酒。”
公继开刚进会议室时说十点钟他参加省文联一个会议，现在超过十点半了也没有提离开的事。
他是担心再提走的事周胜利靠前给他的软钉子会变成硬钉子。
送走了张久妹，报社办公室的司机与周胜利一同去南郊山庄把他的电脑和其他生活用品拉到了报社招待所。
报社赶在最后一批福利房停建之前建了两楼宿舍楼，住在平房的员工全部搬到了新楼，腾出来的原家属院改成了招待所。
招待所住宿的一般都是各地市记者站里来报社的记者、下面来送稿的通讯员和刚分派来的年轻记者、编辑。
临时住宿的人每间屋两张床，有专人打扫、送水，按天交费。刚分派来的记者、编辑每间屋一张床，内务卫生自理，每月按规定交房租。
周胜利住的是原来一户员工的院子，三间正房，另有厨房和厕所。
杨兴盛告诉他，“周书记的房间由招待所的服务大嫂给打扫。”
周胜利说：“我一个人住独院，每天过来女的打扫卫生很不方便，内务卫生我自己搞。我一直单身生活习惯了，住南郊山庄那种地方卧室的卫生也是自己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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