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利还没开口，林小青接话道：“我保证，你能受得了。”
已婚女性有时黄的程度要超过男性。
此时的周胜利唯有装作听不出她们的话外之音，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话题：“我先喝为敬，仍然喝满杯酒的三分之一，你们被敬的随便喝。”
周胜利说到做到，喝掉了杯中酒的三分之一，再次强调，“你们是被敬，随便喝多少都行。”
林小青又开始往沟里引，“男人不能说不行，女人不能太随便，按周书记的标准喝。”
两瓶白酒入腹，四人基本是平均喝的，除了周胜利和柏露露外，另外两人话已明显增多。
向来在外面很少谈工作以外的话题的姚潮汐现在话也多起来了，“周书记你给评评理，为什么男人舍家撇业在外干事业，家人理解，社会上的人也敬佩，女同样是干事业，顾家少一点，家里人就不理解，社会上的人也说你野、疯，甚至还给编出一些根本就没有的桃色新闻。”
周胜利知道她说的是她自己，宽慰道：“评理我没法给给评，但依我说，大多数人家人还是能理解的，对干事业的女同志有偏见的人在社会上也只是极少数？”
姚潮汐却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你说的大多数家人在哪里？为什么少数人全跑到我家里了？我前婆婆唆使我前夫与我离婚，理由就是我不顾家，不是个合格的女人，但他除了赌钱喝酒什么也不做，没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我妈也埋怨我身为一个女人一天到晚不着家。
社会上对事业的女人存有偏见的少数人为什么也都集中到我们报社里来了？我们晚报广告中心主任年纪与我相仿，也是因为在外面的时间太多被他老公起诉离婚。日报的同事们说晚报是靠两个离婚的女人挣钱。
我们两个最初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在一起痛哭了一场，我们为了报社的事业把家都丢了，同事们为什么还要揭开我们的伤疤呢？”
对她的这个问题，周胜利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千百年来，在人们的意识里，甚至在道德范畴里，男主外女主内已成定律，所以在当今社会，女人干事业要比男人付出的多许多。
虽然周胜利在小区超市里买的一箱啤酒在四人报销了两斤白酒后依然没剩，虽然喝到后来姚潮汐与林小青两人抱头痛哭，但是四人均感到，时过境迁，周胜利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再重回当年的感觉是不可能的，她们喝得再多，心里头依然知道周胜利如今是她们的领导。
姚潮汐在痛哭一场后，又恢复了清醒状态，向周胜利提出一个要求，“我们晚报发行公司的牌子现在用的是电脑上的美术字，请周书记给我们公司题写牌子，以显示领导重视。”
周胜利问：“刘主任是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的名气大，为什么不让他给题写？”
姚潮汐说：“我找过他，他说他是日报的人，报社领导没授权他为晚报的公司题写牌子会惹领导生气。”
周胜利到报社工作时间不久，就听到一些日报与晚报有矛盾的说法，还听说两报的广告业务员在广告客户那里互相贬低对方的报纸。
日报的业务员说：“晚报是日报的子报，整天报道的是柴米油盐，生活小事，根本没有威权性。”
晚报的业务员说：“日报就像一个老官僚，整天板着脸，看报的都是当官的，走不进家庭。”
周胜利曾经打电话问凌月欣，她们报社的三张报纸之间有没有矛盾。
凌月欣说：“各报社都这样，那不是矛盾，是报纸之间的竞争。别说一个报社的两个报纸之间存在竞争，就是同为一张报纸服务的两个广告业务员之间为了争广告也互相贬低。
有的业务员为了能从另一个业务员手里抢得广告，不惜给广告客户许以超低的上版价，回头再请主任、总编吃饭，直到把总编和主任手里的减免权全部用尽。”
她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说：“报社是事业单位，挣的钱是国家的，亏了也是国家的，就是一分钱没有了，也没有人敢承担让党报停止出版的责任，所以报社普遍处在赢亏线上。按说报社应当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凌月欣现在是东蒙日报社的副总编，除了夜班值班把关外，还分管着日报的广告发行业务。
从与姚潮汐几人那次喝酒时周胜利也得知《太宁晚报》的广告方面与东蒙日报社的情况差不多，广告业务员之间为了争夺共同一个广告相互在广告客户面前压价。而广告客户则坐享其成，谁给的价格低就把广告交给谁。
日报、晚报，广告、发行，就像是太宁日报社这棵大树上分出的一个个枝杈，相互重叠、挤压。
周胜利围绕着晚报发行公司的报亭使用权的成功拍卖在思考，渐渐地一个大概的思路在他的脑海中逐步形成，越来越清晰。那些思路像是正在攀沿生长的藤蔓，一条条，一根根浮现他的眼前，越来越清晰。
然而，这些思路还没有拿出来付诸行动，一起重大的意外事件使他的注意力不得不暂时转移：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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