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是肢体接触改为殴打，第二处是把“卢振好、曹红英夫妇所在镇里组织育龄好好吃女到县医院健康查体，查出曹红英已计划外怀孕两个月”这段文字中的“计划外怀孕”改成了怀孕。
本来曹红英要求把处理意见中说她“滑倒在地”改为踢倒在地，林太生说如果处理意见写成踢倒在地，打人的人搞不好得蹲监狱。
卢振好说：“蹲了监督这个青年这辈子永远背着污点了，咱不能坏那个良心。”
当交通局长向李健国汇报说太宁日报社对收费站打人事件的调查处理意见表示不过问，一切由交通局与被打人商量后，李健国说：“报社对这个事件的整个处理方式符合周胜利处理事情的特点：弄清是非，但又不置人死地。”
许诺的给公继开儿子在交通局编制的事他好像是忘记了，一直没有提。
他不提，局长也不好问，没有编制，局长也不好给公继开通知，让他儿子来上班。
不过，公继开儿子眼看到手的工作又丢了，他把怨恨记到了周胜利身上，认为如果不是周胜利支持记者到被打的人的老家调查，最后一篇报道见不了报，交通局不用为打人事件在报上公开认错，儿子的工作也不会丢。
知识分子很看重“面子”。他从“面子”出发，没有向市交通局询问儿子的工作问题，而是把人家不再提儿子工作的问题归罪于周胜利支持记者采访打人事件。
他并且怀疑从党政机关一脚踏进新闻系统的周胜利为改变孤家寡人的现状在拉拢年轻编采人员，在报社的新闻队伍里培养“周家军”。
从这一猜测出发，在报社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公继开逢周必反，周胜利提名的人没有一个他同意的。
周胜利从组织部门了解到，太宁日报领导班子成员职数是十一人，几位够到离休待遇的老领导离休后班子成员只剩下六人。
在酝酿新班子成员人选时，公继开坚持报社的领导班子成员必须懂得办报，他理解的办报就是编采。副书记王恩斯则认为编采人员大多很散漫，主张从党政后勤口提拔。
书记兼社长是个老好人，但却又谁都驾驭不了，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一直没有出来。
后来，组织部门从省妇联提拔了妇联宣傳部長冯程璐任报社党委成员兼副总编辑，解决了党委成员的单数问题，避免了表决时两方意见票数相同而无法做出表决。
周胜利到报社不久就与组织部门沟通增加领导班子成员，本着易精不易滥，周胜利这次只向组织部门申请了两个指标。
虽然自己有人选考虑，但他还是先征求公继开与王恩斯的意见。
王恩斯的目标很明确，一个是人事处长，一个是党办主任，这两个人都在他分管下工作，他熟番。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认为报社党委领导班子里编采出来的人不宜太多，这些人的思想活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人多了意见难以统一。
公继开的人选目标也很明确，且与王恩斯完全相反。他主张两名人选全部从干过编采工作的人当中出，并且提出了两名专职编委全进领导班子。
周胜利说：“两名专职编委年龄偏大，不符合组织部门提出的人选年龄标准。”
他又表示，只要是从编采人员当中出，谁做人选自己都没有意见。
然而，当周胜利提出日报摄美部主任刘大文和晚报副总编辑姚潮汐时，他一个都不同意。
对刘大文不同意的理由是，报社是新闻单位，新闻编辑、记者才是主流，刘大文只懂摄影、美术和书法，不会写新闻稿，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不能做报社党委班子成员。
对姚潮汐，他反对的理由更不成立：姚潮汐在大报（即日报）只当过普通记者，晚报创刊后就到晚报做了新闻部主任，然后又做了发行部主任、发行公司经理，距离办报越来越远了。
二000年以前干部提拔与现在相比，长官意志更多一些，组织部门一般组织两次考察，第一次是备选人的考察，第二次是定向考察，备选人考察当中既要考虑民主考察中得票的因素，也要考虑单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多数时间后者更重要。
定向考察就是对通过前一次考察中确定的领导班子成员备选人员进行考察，考察后经上级党委领导研究确定下来后进行公示，然后对公示期间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组织谈话，发文公布。
上级组织部门来人考察召开考察大会前一小时，周胜利根据省wei组织部申部長教给他的办法，先后将冯程璐和李心田叫到办公室分别进行谈话。
与冯程璐谈的是，确定将刘大文作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备选人进行考察，请她以党委成员的身份与相关人员通气，一小时后投票时心里都好有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