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拨到一个时辰前，朱由校下朝后神情落寞的来到武英殿，他的身后除了王安带领的几个小太监，还跟着五位朝廷重臣。
分别是：首辅刘一燝、次辅韩爌、礼科给事中周朝瑞、尚宝司少卿袁可立以及兵部尚书崔景荣，五人之中只有崔景荣的立场稍稍中立，其余四人皆为东林党骨干。
通常情况下皇帝不可能一次性召见这么多大臣，可事关辽东军情急报，周朝瑞和袁可立在朝堂上又叫得最厉害，朱由校便借机把这两位情绪最激动的门外汉给一并叫来了。
刚进了殿门，连皇帝都还没落座，周朝瑞便迫不及待的吧啦起来：“圣上，辽东军情的奏疏已上了三天，前方将士枕戈待旦，建奴的小股骑兵多次深入我腹地试探，不能再等啦。”
作为朝廷的礼科给事中，周朝瑞本没资格对前线战事指手划脚，不过朱由校念其在“移宫案”中冲得靠前，便不作过多计较，只淡淡道：“周爱卿莫急。王安，给诸位大臣赐座。”
“是，万岁爷。”
片刻后，五张小板凳摆在了殿堂中央，大臣们一一落座。
袁可立朝周朝瑞使了个眼色，示意让自己来说，接着沉声道：“圣上，袁凤翔的方略，臣也有所耳闻，以臣之见并无不妥，未知圣上所虑何处？”（袁凤翔即袁应泰，因其籍贯凤翔，故而以此代称。明清两代的官员都有类似的敬称习惯，比如把张居正叫作张江陵，袁世凯叫做袁项城。）
朱由校轻叹道：“朕初登大位，不想妄动兵戈，况且这个季节辽东冰雪未融，主动出击恐徒增损耗，不如坚壁清野，迫使建奴无功而返。”
上述对策乃是孙承宗的观点，小皇帝倒不这样认为，只是拿出来敷衍一下周、袁两位二楞子。
周朝瑞抢着回应道：“圣上，自萨尔浒之战以来，建奴气焰日盛，扰边的次数逐年增加，若不予以迎头痛击，奴酋还以为我大明无人。今士卒日夜操练，将帅同仇敌忾，正是一鼓作气踏平建奴的好机会，怎能畏敌不前？难道……”
韩爌见周愤青言辞过于激动，赶紧咳嗽了两声，打了个哈哈道：“衡台，圣上所言不无道理，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辽东乃苦寒之地，这个季节出击，军资所耗甚靡，是应该从长计议。”（衡台是周朝瑞的别号。）
刘一燝趁着空隙瞥了一眼崔景荣，将话头接了过去，肃声道：“自强兄，军资消耗的问题兵部可有详细估算？”（自强是崔景荣的字。）
在场的五位大臣中以崔景荣的岁数最大，已年近七旬，且又主管兵部，故而他的意见份量最重。
可谁都知道崔老头并非东林党成员，此时将其推出来答话，颇有点逼其就范的意味。
敌酋挥师犯边，做军人的总不能怂吧？你身为国防部长，难道能不支持杀敌？（当然某些大国的高级将领除外，他们不仅不会去前线杀敌，还鼓吹齐装整员的向入侵者投降。）
崔景荣自然是想教训一下女真人，问题是他清楚前线的军械辎重年久失修，兵卒数量多有隐瞒，军队的真实战斗力远没有邸报上吹嘘的那么厉害。
能依城坚守就不错啦，哪儿来的实力拉出城去，跟女真骑兵对阵。
然而他又不能实话实说。
一来大明九边吃空饷的情况由来已久，等到他接手兵部尚书的位置时更为严重，虽然经过几年的整肃，情况没再恶化，但要恢复到邸报上所描述的军力，还差得很远。
能咋办呢？总不能自己揭自己的老底儿吧。
二来在朝堂上东林党的风头正劲，人家全党都巴望着建功立业，你要是这会儿跳出来泼凉水，还想不想安度晚年？前任首辅方从哲的下场还不够警醒你吗？
再则崔景荣此时已有了隐退之心，犯得着去跟一帮打了鸡血的东林党愤青硬拼吗？长垣崔家还要不要传承下去？（长垣是地名）
综合上述原因，兵部尚书大人只能硬着头皮回了句：“坚守固然绰绰有余，主动出击也未尝不可一战，但绝不能恋战。”
这话本是老头子壮着胆子才敢说出口的，可在周朝瑞听来就觉得特别刺耳，他忍不住一拱手，厉声道：“我堂堂华夏对阵一边陲奴酋，兵锋所致必灰飞烟灭，何谓不可一战？”
众所周知，朝廷里的文官是最喜欢喊打喊杀的那帮人，这是土木堡惨败造成的后遗症，可真让他们上了战场，又全都是废材，根本不堪大任。
袁应泰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明明自身极其缺乏军事素养，更没有组织大规模兵团作战的经验，奈何他就是充满了自信。
从其陈奏的折子上看，他还真把自个儿当作了诸葛孔明和周公瑾，仿佛谈笑间就可破敌百万，其实他顶多只能算是马谡一般的谋士。
朱由校自落座后就只说了一句话，剩下的时间都在瞧着这帮朝廷重臣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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