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也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名词之一。
关于什么人叫做资本家，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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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引发这个话题争论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
然后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
年广久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
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破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
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了12个，
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
“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徽省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徽省。
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
“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
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
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
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
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国家，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十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行变成了实际难题。
在广东一个小县城，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个工日当年获纯和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阵激辩。
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个帮工，被社会上指着为剥削。
是不是资本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
要说姜小白的知青罐头，雇佣的村民达到了100多个，按照“七下八上”的原则，那是妥妥的资本家。
“好，再给你一周的时间调查，公安部门这边要全力配合，拿出你们侦破命案，要案的精神。”
一把手点了点头说道，说完又转头问道：“大家还有没有事？没事就散会。”
众人纷纷摇头，但是一旁一直坐着没有吱声的郑青云却开口了。
“书记，是这样，姜小白这些知青有14个人参加了今年的高考，14个人的分数线全部过线，那现在他们的政审材料，我们怎么处理？”
如果要是能够悄悄的给姜小白他们的政审材料过审，那郑青云绝对不会节外生枝在常委会上多提这一嘴。
可是政审材料过审，那是革委会的事情，而现在看革委会主任的态度，估计是悬了。
所以他只能够求救于一把手，要是书记同意了，那革委会就是在不满意，也得按照书记的指示办理。
毕竟一切活动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吗？
只不过这样公然插手革委会的工作，就彻底的把革委会主任给得罪了，可是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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