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是如何被政绩工程拖垮的？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当时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次服劳役。
可以说，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是在活给别人看。史料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
在隋文帝面前，杨广总是伪装成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碰到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以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为了能够得到王位，他将真实的自己伪装起来。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而有的百姓却没有衣服穿
在杨广登基之初，大隋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杨广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
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皇帝宝座是什么感觉，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登上皇位的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据史料记载，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来自全国各地的5万多名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足足闹腾了半个月。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还将自己的物质文明展示了一番。东都的市场被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用付钱。那些老板们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们，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杨广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下了血本，苦了百姓
即位后的杨广，急于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他认为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是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愿意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用这种大工程来装点盛世的繁华是掌权者通常会采用的方式。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将这些形象工程连续上马，全国老百姓在短时间内几乎都被集中到劳动工地上。
杨广从即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
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22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是无年不有。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冒着生命危险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要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他是想着先苦后甜，各大民事基础工程的完美建设后，天下老百姓的交通条件越好，物质条件也会逐渐有充足提升，国家也会更加富足。
但是现实永远是残酷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太多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杨广看来，那不过是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军队的轻轻弹压。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
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统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基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身居高位，居然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当场就会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我谏言，我可能会稍微地宽待，但是终究不会让你长久地站在这个地面之上的，终究还是会杀了你。
尽管在此之前，隋炀帝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的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
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此人是隋帝国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着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杨玄感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他在隋军的主要供应基地黎阳督运军需。
公元613年初期，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隋炀帝本人的极端不满，纠集叛军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的口号，极具吸引力，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这场叛乱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时间就宣告失败。杨玄感也落得抄家灭族、身首异处的下场。火已经点燃干柴，想要自动熄灭已不可能。中华帝国烽烟四起，而权力系统内部和民间流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流言和带有目的性的谶语，成为泼洒于干柴上的助燃汽油。
在隋文帝时期，已经被炒作过的“李氏当为天子”的神秘谶语再度甚嚣尘上。这条神秘谶语，令隋炀帝和他的权力拥趸者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尤其是那些李姓中人，更是人人自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李渊，一个站在帝国角落里沉默隐忍了半辈子的贵族官员。
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对高丽的战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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