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节，对绝大多数的京城人来说。
恐怕是他们在整个八十年代里，印象最深刻，幸福感最强烈的一个春节。
原因很简单，今年的春节对比去年，京城有关民生的各方各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甚至可以说趋于完美，就没有明显的短板。
首先社会治安获得了大治，溜门撬锁杜绝了，打架斗殴的也没有了。
所有的年轻人都变老实了，该上班的上班，该念书的念书，没工作的也老实家待着，不敢惹是生非了。
年前又恰逢大雪，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皑皑白雪之中。
这个年，无论是人的精神还是城市的环境，都感觉到清净了。
这本身就让人痛快。
其次，物资供应上也是比较充裕的。
不但油、酒、肉、禽、蛋、干货，样样不缺，而且有些东西还率先一步实现“自由”了。
大米白面彻底放开了供应，随时随地随意购买。
各个单位都发福利茶，各个单位都在做西服……
再加上对京城人意义颇深的老字号南味饽饽铺“稻香村”，也在这一年的春节重新开业了。
京城还有了反季节的大棚绿色蔬菜，让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际，享受到了过去只有天潢贵胄才能享受的“洞子货”，也能吃上新鲜的黄瓜、蒜苗、韭菜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这个年显得丰美非常。
尤其让人高兴的是，好东西变多了，手里还有钱买呢。
别忘了，早在1983年的10月，大家伙儿就涨了工资。
大部分人每个月收入都会增加了七块七。
甚至还有少部分的知识份子长了两级工资，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块二毛钱。
反过来，物价的变动却因计划经济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
所以这就让大家伙很舒服了。
这几个月下来，老百姓明显觉得手头宽裕了许多。
于是大家都体会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错觉。
不相信的话，就看这一年人们是怎么放鞭炮的吧。
过去的春节，还从来没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点，满胡同的硫磺味儿还散不干净的时候。
更没有过爆竹蹦碎的纸屑铺满整条胡同的时候。
可今年，全都有了。
为什么？
不就因为大家伙觉着手里有点闲钱了嘛，就乐意多放点个吉庆。
不夸张的说，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卖点，在节前三天就卖断货了。
这一年，就连大人们给孩子的压祟钱，都前所未有的涨到了五毛、一块钱。
这就叫欢天喜地，普天同庆啊。
当然，像宁卫民给罗家和边家的孩子每人一张大团结，那就有点过分了。
只能说他是乱入了这个时代的病毒，不能以常理衡量。
最后，有关民众的文化生活方面，也同样让老百姓们感到满意。
要知道，这一年是国家电视台第二次举办春晚。
正是春晚这块“招牌”刚刚打响，这个栏目挟大好势头，迅速成长，生命力最蓬勃的时候。
所以不但这届春晚资金投入大了，制作更精良了，请来的名家名角，高质量的好节目也多极了。
比如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几乎够全国人民乐上一年的。
陈培斯和老茂的小品《吃面条》，更是直接引发了“小品热”。
戏曲节目里，谭元寿的《定军山》、马兰的《女驸马》，全是戏迷憋着剧场都未必能听到的名家名段。
李谷一和姜昆反串的花鼓戏《刘海砍樵》也很出彩，让人发自肺腑的轻松一笑。
至于歌曲节目，能让人如痴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里》、《党啊，亲爱的妈妈》。
朱明瑛的《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乡》、《回娘家》。
蒋大为《要问我们想什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全是都在这同一台晚会上呈现，成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的难忘经典。
以至于多年之后许多人回顾春晚历史，都有一个共识。
认为1984年的春晚，是历年春晚中节目质量最高的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不过，要说到这届春晚，最具划时代意义和突破性的创举。
却当属春晚导演黄一鹤本着同血同源之心，邀请港台演员参加春晚演出的决定。
这一届春晚，主持人的队列里不但多了宝岛的黄阿原和港城的陈思思。
受邀前来的还有两位港台歌手张明敏和奚秀兰。
他们各自演唱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和《阿里山的姑娘》，引发了全国观众的强烈的共鸣，堪称一夜走红。
事实上，从大年初一开始，“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和“高山长青，涧水长蓝”，就取代了“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成了京城年轻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调。
用三十年后的话来说，好像谁要是不会这么哼上两句，就“out”了一样。
所以说，这届春节晚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国人大大的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并且从此打通了港台流行歌曲在内地传播的官方途径。
此外，还有天坛公园的“斋宫雕塑艺术展游园会”也并非再是一枝独秀了。
新春庙会有了强有力的竞争者，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敢情原有历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复春节庙会传统的地坛公园，不愿意坐视天坛公园出尽风头，占尽好处。
今年也推出了民俗风味更浓的传统春节庙会，要和天坛公园这边，“皮尔-卡顿”公司冠名的“洋庙会”打擂台。
那边的组织者还挺懂行，特别重视小吃和传统杂技、曲艺节目。
于是今年南城这边的不少艺人，都被高价挖过去演出了。
而且那边还发觉除了，宁卫民没有关注到的拉洋片、皮影戏、气功表演、训鸟、耍猴等项目。
内容上的优势相当明显。
也就是京城最出名的小吃，多数都在南城。
饮食业又受服务局的管理，没能像卖艺的那些人跑到北城去。
再加上皮尔-卡顿的“斋宫陈列馆”和“雕塑艺术展”，早已经成了京城知名的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
否则今年墨守成规的天坛公园，恐怕很难继续保持文化活动方面的领先地位了。
想想看，如果连吃带玩儿全被人家比下去了。
这儿还剩下什么啊？
也就只剩下管理和设施上，因为经验和资金充裕的些许优势了。
总而言之，论活动的组织能力，论民众的消费能力，论文化的丰富性。
尽管这年头的共和国，都没法跟三十年后相比。
可当代老百姓的质朴、热情、实在，对生活要求之简单、纯粹，却是这个年代的特殊优势。
也只有在经济开始急速发展和精神尚未堕落之际，这两者达到了微妙的平衡，才会让京城的老百姓难得的拥有了生活里样样都好的满足之感。
那真是吃也吃的香，玩也玩儿的欢，逛也逛得美，笑也笑得真啊。
即便有些许的瑕疵，也被精神与物质的出色均衡性所抵消了，遮盖了。
不得不说，像这种大多数人都认为生活一定会更好，集体充满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时刻，太不容易得到了。
如果真要能让时光永远保留在这一刻，那可就太好了！
但让人遗憾的是，变化才是客观世界的现实，社会是不断向前走的，时间是不断流逝的。
平衡越微妙，也就越脆弱。
在此消彼长下，此时的美好如同昙花一现。
一旦翻过年来，当1984年的春节这几页被撕了下来，这种绝妙的平衡性就开始消失。
时光的列车越过了人们最幸福的节点，把哲学、诗歌、道德和信仰抛在了身后。
无从选择的向着更实际的、物欲横流的未来驶去。
一个更复杂、更纷乱、更热闹，让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时代，迎面而来！
毋庸置疑，全国有一个算一个，对这种社会变化最为敏感的人，当然就是宁卫民。
为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早知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他，可不像旁人，成天关注的都是过日子的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儿。
但凡有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还基本上都放在社会的花边新闻和那些知名演员上了。
就像眼下，大部分人就都在说，“你们厂发的西服怎么比我们的好看啊？哎呀，现在怎么哪儿哪儿都发西服啊，这玩意我看要成工作服了……”
或者是，“哟，姜昆这么年轻，怎么就成了京城曲艺团的团长了？这是谁定的啊？这小子背后有人吧？我觉着马季可比他合适啊……”
要不就是，“哎，你说，电视台那《红楼梦》剧组怎么想的啊。拍古典名著，居然不用知名演员，向全国各大文艺团体征集新人，这不是胡闹吗？我看应该让北影厂来拍才对哪。刘晓芩，那不活脱一个王熙凤吗？你看她演慈禧那么狠，这个角色，她绝对合适。哎哎，你们说宝玉谁演像啊？唐国强，有点老……周里京，又太硬了……迟志强，不够漂亮……郭凯敏，哎，好像挺合适啊……”
出于贪婪本性和喜好投机的天性，宁卫民所关注和感兴趣的，永远是如何利用当下的经济局势，为自己牟利。
所以社会的经济属性越来越得到强化，对他而言，正是求之不得且期盼已久的好事。
他在其中不但自得其乐，而且就如同鱼儿能清晰的感受到水温的变化一样，他也一样能准确衡量和把握住经济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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