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士慧不知道，宁卫民不想让他沾边，还真的是为他好。
宁卫民深知从事投机行为的负面性。
从这里面捞钱，就像火中取栗。
那是对人性的极限挑战，充满了诱惑和陷阱，具有赌博一样的成瘾性。
如果不能坚持原则，恪守底线，任由贪心泛滥，那就是万劫不复。
如同电影《华尔街：金钱永不眠》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所说的那样。
“这是条通向破产的不归路。这是系统性、全球性的恶性循环，就像癌症一样，是一种绝症。”
以宁卫民对张士慧的了解，并不认为张士慧的性格，有可能适应这种游戏的环境和规则，具备成为赢家的潜力。
那么对张士慧来说，结果就一定是个悲剧。
虽然带着哥们儿一起赚钱不难，可宁卫民也不希望亲手把自己的好哥们儿变成个守株待兔的废人。
更不可能像看孩子一样照看张士慧一辈子。
那么既然知道，张士慧无论跟着他赚到多少，最后离开他都会输掉。
那还不如索性让张士慧从没有拥有过更好。
何况他自己做投机，自然就无暇顾及公事。
这个时候，也确实需要有张士慧这样的人，帮自己把家看好。
说句心里话，身边能帮他忙的人不少，但他只信任这个陪着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哥们儿。
反倒是皮尔-卡顿总公司的那些人，在他的心里，其实并没多大份量。
那些人只是这桩生意中，为他分担风险的幌子，只是一些工具人而已。
他之所以愿意给他们分甜头，只是为了资金、人力、收集筹码上，获得一些有效的帮助，能让这件事更稳妥，更轻省点。
另外，他也需要跟那些人站在一起，才能把自己幕后大庄的身份藏得更深。
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虽然他笃定了这次邮票投机不会出事，可也要为预料不到的“黑天鹅”事件做防御性准备。
这些高管们，背后的人脉，社会关系，联合起来是相当巨大的力量。
更何况十几个公司高管，加在一起，就等于大半个皮尔-卡顿公司。
哪怕真有人发现了邮票炒作的事儿，一直查到他们的头上。
恐怕碍于牵涉进此事的人太多，宋华桂也是不可能行弃卒保车之举，对他们不管不顾的。
而且皮尔-卡顿的大部分高管一起出了事儿，必定是要惊动上头的。
那有关部门处理起来，肯定会相当慎重。
即便是法不容情，可这种事儿有十几个人一起分担罪名，那落在自己身上的板子自然就轻多啦。
退一万步讲，至少还有迷魂阵的作用。
查到这一步，绝不会有人会想到，他背着这些高管自己还偷偷下了重注。
这，就是宁卫民的真正盘算！
想想看吧，这小子藏在两层幕后的最大的获利者。
却因此承担最低的风险，还能让这些人念他的好。
什么叫收益最大化？
这才叫收益最大化！
光“当婊子又立牌坊”这句话，都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了。
这句话的前面还必须得加个“真”字才行。
至于宁卫民会把罗广亮和小陶拉进来帮忙，除了确实需要他们这样能混迹街头的帮手之外，也是因为这俩人心都不大，对生活很知足。
再加上主从关系是从一开始就清晰确定的，罗广亮为人又稳当，有主心骨，他也能管住小陶。
那么无论对罗广亮和小陶，还是宁卫民自己，这种合作都不存在什么隐患。
最后，有关于邮票投机背后的参与逻辑，说起来就更简单了。
要知道，温饱不但能思，而且还能助长贪欲。
当代的人还是很质朴的，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换个不好听的说法，就是被管乖了。
所以过去没有钱的时候，人们压根不会对投机动什么想头。
大多数人对待贫困的态度就是顺其自然，一个字——忍。
可如今不一样了，国家对经济管制放松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对美好日子的向往和欲望都提高了。
偏偏手里的钱是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把想买的东西都买回家的。
这个时候，人们要是发现除了从嘴里抠钱，一点点的攒，还有更快来钱的道儿。
而且短期内就能翻倍，只要躺着就能挣钱。
又有几个人能扛住这种诱惑呢？
这是人性使然，已经跟五六十年代的人所代表的消费需求无关了。
更关键的是，当前的社会形势除了人心思动之外，就连天时、地利也占全了啊。
我国改革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周期性很强。
每隔三年五年都要搞一个治理整顿，后来被叫做“宏观调控”。
在早期，1978年开始搞改革，到1981年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就开始急刹车。
急刹车以后又慢慢经济复苏，到1983年年底经济出现了一个整体复苏的迹象。
1984年初伟人南巡讲话，经济又开始热起来。
从当前《京城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出台，和国家经济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来看，宁卫民就知道国家又开动印钞机，面向京城要打开水龙头了。
那么官方放出来的资金自然会有一大批通过各种途径，最后下沉到民间去。
而京城的老百姓因为几次工资调整，又已经和其他二线城市拉大了距离。
这地方可以说，本身就比别处钱多，当然是极为有利于投机的条件。
何况大城市的人因为开放得早，经济发达，也要比其他地方能见到的好东西多。
自然人们的欲望就强烈，禁不住诱惑。
所以这个时候邮票在京城掀起第一轮牛市，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根本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事儿。
而张士慧所不理解的一切，在宁卫民的眼里，是那么理所应当，合情合理。
…………
1984年2月12日，春节过后，大家重回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周日。
这一天注定要载入我国邮票发展历程的史册。
因为在京城，集邮爱好者们为了买到生肖鼠票。
竟然发生了比1984年1月5日，生肖鼠票第一天发行热卖时，还要惊世骇俗的场面！
敢情今年“闹耗子”的场面，因为宁卫民的潜伏产生了蝴蝶效应，搞得连夜排大队的场面比原有历史更为火爆。
事后，诸多报纸的渲染报道和众多群众的来信，无不让邮政部门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再加上集邮总公司的营业部这边也确实怕了，他们就没遇到过这么多人求购邮票的时候。
于是本着对集邮者、收藏者负责的态度，邮政部门为此召开了专项会议，想了很多办法来改善鼠年生肖票的销售情况。
最后决定，鉴于京城集邮者们的购买热情巨大，干脆把京城库存待售的鼠年生肖邮票全都集中到一起，拿到一个空旷、够大的场所，搞个专卖会。
各个邮票营业部则停止鼠年生肖票的销售，以便能够正常的工作。
集邮公司的领导们，甚至还打算趁机再销售一下各个营业部库存积压的邮票，以便让坏事变成好事。
就这样，场地最终选定在了工人体育场，集邮公司决定集体去那儿“练摊”。
他们临时租用了体育场的办公区域。
东边那间办公室，挂着个牌子叫“销售组”。
里面安排了一百多人，轮换倒班负责销售。
销售组后边还有间办公室，里面也安排了一百来人，上书“安全组”，专门负责维护秩序。
安全组后边是后勤组，差不多三十多人。
主要负责搬运销售的邮品，以及为销售和安保人员安排餐饭。
后勤组的后边是应急组，这个组实际上是权力最大的组。
因为是由集邮公司领导、公安局领导组成的，专门处理突发事件。
谁也不能否认，如此的阵容确实是很重视了。
这个方案汇报给上级也没挑出毛病来。
于是这件事就通过了，紧跟着在《京城晚报》、《京城日报》上刊登了广告，对公众公布了鼠年生肖邮票的最新售卖方式。
周日，早九点至下午五点，工人体育场，需要带集邮证，每人限购两版。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集邮总公司方面自以为没有四五百人应付不了的场面，却算错了两件事。
一是工人体育场过于宽阔，秩序实在是不好维持。
二就是有蓄谋已久的“坏人”掺和了进来。
竟然直接守在了工体销售现场，以高价收购鼠票。
所以这一天，依然成了让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们筋疲力尽、提心吊胆的一天。
这天凌晨六点多钟，天刚开始放亮。
工体的北门和东门就都沸腾了……
据目测每个门口都起码有两三千人，其中至少一半的人，急不可耐的围在门口的铁栅栏处，翘起脚尖在直勾勾的瞭望着里面。
这样的场面，按理说本应该引起警惕的，也有时间进行安排的。
可问题是工体能容纳六万两千人的观众，这对体育场的人来说司空见惯，他们也没太在意。
更没跟集邮公司的人和公安局打招呼。
结果等到了八点钟一到，工体的人就把大门给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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